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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为虚构历史背景下的成人向小说,包含以下内容:
对肢体暴力与处决过程的直接、详细描写
一名不以道德自洽为目标的主角——她不寻求救赎,也不接受审判
对战争时期情报机构内部运作的虚构呈现
以上内容均为叙事的一环,不作消遣性渲染。如对此类描写敏感,建议谨慎进入。
第一章 重庆旧事
重庆的春天,雾比人起得早。
临江路的小铺面还没开门板,炸油条的摊子已经支起来了,油锅滋啦滋啦地响。卖号外的孩子攥着一叠报纸从街角跑过来,边跑边喊:"号外!号外!"没人知道他喊的是什么,可只要他一喊,买报的人就围上去,又把报纸翻来覆去地看,骂两句,再叹口气。
杨凝雪从摊边走过去,裙摆擦过木桌腿,带起一股油烟味。她低头数了数口袋里的钱——前几天米价又涨了一成,母亲念叨了一晚上。她捏着那几个铜板,没舍得买油条,继续往学堂走。
课间的时候,她蹲在花坛边假装系鞋带,从手心把一枚小石子滚到地上。石子不大,落在青砖上只"嗒"了一声。张伟平正在廊下跟人说话,听见声音,目光往下一垂,又抬起来,跟她的目光碰了一下。他左手在身侧握了握拳。
这是他们早就约好的暗号。石子落地,是"照旧";握拳,是"准时到"。
张伟平是他们这一届有名的才子。他不光文章写得好,还爱看些旁人看不懂的书,跟人争论起来,眼里的光能点着灯。他有个习惯,念书念到得意处,就咬笔杆,把笔杆咬出一排牙印。他给杨凝雪写过一首诗,字他念给她听,她一句也没记住,只记得他念诗的时候,耳朵尖有点红。
为了这次见面,杨凝雪费了不少心思。她跟父亲说,学堂今日有临时安排,不能照常回家听医书;又托要好的女同学打掩护,说受邀去她家赴小宴,晚些再回。她自幼随父学医,家里的脉案、方书、针法、药性,十年下来学了个七七八八,少听一日训诫,不算大事。
何况她今年满十八了。
生日在元宵。灯节的热闹才散尽,空气里还留着一点甜腻的糖香和爆竹的硝烟味。过完生日不久,她就跟张伟平约了这场见面。
郊外河边,草色还浅,河水解了冻,被夕阳照得发亮。张伟平坐在草坡上,杨凝雪倚在他膝边。她身量比南边来的同学高挑,眉目清亮,带着北方姑娘特有的爽利。两个人靠在一起,谁也不说话,听河水响。
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
小时候在北平,巷子口立着一座老亭子,前清留下的,柱子漆掉了,瓦缺了角,石凳被人磨得溜光。她家医馆就开在亭子斜对面。她那时候生得瘦小,认生,不爱跟巷子里的孩子疯跑。父亲坐诊,她没处去,就一个人蹲在亭子底下,看蚂蚁,看蜻蜓,脊背挺得直直的,等父亲收诊出来牵她回家。她蹲得住,一蹲就是半下午,小小的一个人,稳稳地立在那儿,半天不动一下。巷子里的孩子喊她,她不应,喊急了,就有人说:"你天天长在亭子底下,往后叫你小亭得了。"喊开了,整条巷子都这么叫。父亲也认这个名,说"亭"字好,四平八稳,亭亭玉立,盼她站得住、长得开、心里干净。
只有他一个人不这么叫。他叫她小雪。
她记得有一回,他们放风筝,风筝挂在树上,他爬上树去取,摔下来磕破了膝盖。她吓得直哭,他反倒躺在地上笑,说"不疼,不疼"。那一年她九岁,他十岁。,只有他一个人叫她小雪。她记得有一回,他们放风筝,风筝挂在树上,他爬上树去取,摔下来磕破了膝盖。她吓得直哭,他反倒躺在地上笑,说"不疼,不疼"。那一年她九岁,他十岁。
十七岁那年,也是这样的傍晚,他站在她家巷子口等她,足等了一个时辰,天都黑了,他手里的橘子糖都焐热了。她跑出来的时候,他没抱怨,只说:"我怕你出来的时候糖化了。"她把那颗糖纸留下来,夹在随身的书里,谁也没告诉过。
"平哥,"她开口,"要是有一天,我不在重庆了,你怎么办?"
张伟平愣了一下,笑起来:"你去哪儿?你跟伯父回北平吗?"
"我不回北平。"她低下头,"北平回不去了。"
她家原本住在北平,父亲开医馆,颇有些口碑。日本人占了北平那年,她才十岁,弟弟才六岁。父亲死活不肯在占领军的眼皮底下低头,散尽家财,连夜带着一家人逃出城。弟弟在路上发了烧,父亲是郎中,身上却连一味药都没有。烧了三天,弟弟就没撑过去,埋在了一处不知名的荒坡上。
父亲从那以后再不提北平,也不提那一夜。可每年清明,他都会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,关一上午。杨凝雪从来不哭。她只在清明那天下学回来,看一眼那扇关着的门,然后去灶台帮母亲烧火,一句话也不说。
张伟平沉默了。风从河面吹过来,把她的发梢掀起来。
"凝雪,"他忽然握住她的手,"你信我吗?"
"信。"
"那你也该信我的话。"他认真地看着她,"这世道会变好的。等战争打完,会有新中国的。到那时候,人人都能堂堂正正地活着。"
杨凝雪听着,心里那点火热,却始终没烧起来。
她见过太多"将来"了。北平的将来没了,重庆的将来,只是报纸上印的字。她不信他说的那个世界——可她信他说这话时的眼睛。她想了想,没把这个念头说出来。
"可你总得告诉我,你要去哪儿。"她说。
他沉默了很久:"延安。"
她心里动了一下,又静下去。这些日子他常看些她不太认识的书,也常跟几个同学低声商量。她每次问,他就说以后再告诉她。现在他告诉她了:延安。那里有新的路,有能救中国的东西。
"多久我都能等。"她说,"可你走了,我怎么找你?"
"重庆城里复兴书店,后门有个信箱。"他说,"你一个月往里头投一封信,我托人取。等我到了地方,也往那儿投。三年为期。三年一到,我回来娶你。"
她把这个地址记在心底,又让他说了一遍,才点头。
他低头吻住了她。
暮色里,远处城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,河水拍着岸。他手臂收紧,她起初僵着,后来慢慢软下来,把脸埋进他衣领里,闻见他身上的皂角味。
直到某个瞬间,她猛地清醒过来,推开他,胸口起伏,脸上烫得厉害。
"现在还太早。"她咬着嘴唇,"我会等你。等到你娶我的那一天。"
说完她不敢看他,转身就跑。风从耳边掠过去,草叶抽着裙边,她跑得飞快,不敢回头,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。
※ ※ ※
几个月后,他们从学堂毕业了。
张伟平走的那天,她没去送。他用拇指蹭了一下杯沿。他走以后,她去过一次复兴书店,后门信箱空着。她站在那堵墙根下,站了很久,然后把写好的信折了折,又揣回兜里——他还没到,信去了也是白去。
她家里,日子过得紧巴。父亲从北平的医馆落到临江路这间小铺面,给人看些杂病,诊金糊口。可他骂起国民政府来从不客气,凡遇捐款、募粮、救护伤兵,又总咬着牙往外掏钱。
他常说:"要是让小日本赢了,咱活着是亡国奴,死了也没脸见祖宗。"
"那是你说的报国。"杨凝雪有一回忍不住顶了一句,"可你骂的那个政府,它报国吗?"
父亲手里那杆称药的小秤顿了一下,没有答话。过了很久,他一边碾药一边说:"国是咱的家。政府是政府的。两码事。"
杨凝雪没再问。可她心里记下了这句话——国是家,政府是政府,两码事。
没过多久,一个自称周先生的人找到了她。
周先生三十来岁,戴一副金丝眼镜,说话慢,很斯文,自称是"复兴通讯社"的编辑。他说他听学堂的人提起她,说她是学医的好苗子,又认得字,正是通讯学校要找的人。
"通讯、译电、后方服务,"他笑着说,"既能报国,又不至于上战场。你这样的姑娘,正合适。"
他们约在一间背街的茶馆谈。茶馆里人少,光线暗,周先生说话压着嗓子,一句一句往她跟前凑。他问了她家里的情况——父亲开什么铺,母亲身体可好,家里几口人。杨凝雪心里有点不舒服,问他:"报通讯学校,问这些做什么?"
"要紧的。"周先生推了推眼镜,"国家用人,总得知道底细。"
他说学成之后,有军饷,有前程,穿制服,吃官饭。他说话太客气,太殷勤,约的地方也太背街。杨凝雪不是傻子。她知道在重庆,"通讯""报馆"这些词,有时候另有意思。她也知道这多半不是什么普通学校。
可她还是报了名。
她对自己说,是去学通讯,学译电。可她心里清楚,那只是一个由头。她受够了那个"什么都做不了"的自己。她需要枪,需要本事,需要站在一个谁也不敢踩她的地方。
管它是什么学校呢。先进去再说。
报名前夜,她跟父亲摊牌了。
"学校要住读。"她说,"学通讯技术,少则半年,多则一年。毕业就回来。"
父亲正在铺子里捡药,听她说完,手里的动作停了。他抬起头,看了她很久,久到她心里发虚。
"通讯好,"他最后说,"总比当兵强。"
他把手里那杆小秤放到一边,从柜子底下摸出一个纸包,递给她:"给你包的,陈皮梅,晕车的时候含一颗。你从小晕车。"
杨凝雪接过来,鼻子一酸。她把纸包攥紧,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"你记住一句话。"父亲说,"这世道,手里有点真本事,才能站着活。"
"嗯。"
"还有,"父亲的声音低下去,"别信他们那些花里胡哨的话。政府的话,一半是假的。人得自己拿主意。"
杨凝雪点了点头。她当时不知道,这句"自己拿主意",她往后会用一辈子去实践。
母亲送她到门口。母亲从围裙兜里摸出一叠钱,卷得紧紧的,塞进她手心:"拿着,到了那边,嘴馋了就买点吃的。早点回来。"
杨凝雪接过钱,走到门口,回头看了一眼。父亲已经回到柜台后面去了,背对着门,一杆小秤,称着一味药。她张了张嘴,那句"我走了"到底没喊出声。
她上了卡车,把脸扭向窗外,一直到车开出城,才把那张橘子糖的糖纸从书里摸出来,看了一眼,又放回去。
※ ※ ※
第二章 训练班
集合那天,报名的女生被带上帆布封闭的卡车。车厢昏暗,空气又闷又浊。卡车一路颠簸,专挑坑洼小道走。没过多久车上就有人吐了,酸气混着灰尘呛得人睁不开眼。
杨凝雪也没撑住,伏在车沿上干呕。这时旁边递过来一叠纸。她昏头昏脑地接过,缓过劲才看清,是几张面值不小的法币。她怔了怔,苦笑。这年头钱贬得快,说不准哪天连擦手纸都当不上。
递钱的是个眉眼清秀的姑娘,穿戴讲究,神态从容。她不止给杨凝雪,车里几个吐得厉害的,都分了几张。杨凝雪心想,这大概是哪家的小姐。
卡车猛地一震,停住。车门打开,刺眼的光灌进来,有人厉声催她们下车。
营区的第一道门,是一排长桌。
长桌后头坐着几个穿制服的人,桌上摆着名册、印泥和一台照相机。轮到杨凝雪,有人按着她的肩让她坐下,照相,按手印,又问:"身上带的信,照片,贵重东西,都交上来。"
"照片也要交?"排在她前头的一个姑娘小声问。
"家信、相片,一律没收。"那人头也不抬,"训练期间,与外界通信一律禁止。想家,写信寄到军邮站,由组织代转。"
那姑娘磨磨蹭蹭掏出一张全家福。那人看了一眼,抽走,随手夹进一本登记簿里。杨凝雪看着那张照片被收走,心里忽然凉了一下。她想起母亲塞给她的钱——钱倒是没人管,可那张橘子糖的糖纸,她没交,夹在书页里,也过了一道搜身的关口。
体检也是在这排长桌后头做的。几个军医让她们脱了衣服,站成一排,前前后后检查,拿本子记。旁边站着男军官,没什么表情,目光扫过去,又扫回来。杨凝雪把自己当成一截木头。她看见有姑娘手都在抖,可谁也没吭声。
办完手续,每人领了一个号牌。杨凝雪低头看,牌子上印着一串数字。
"这是你们的号。"领牌的人说,"往后在营里,报号就行。名字,先收起来。"
手掌收紧了。铜牌的边角硌进掌心。她想起的不是惩戒处——她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她想起的是弟弟。六岁,发烧烧了三天,嘴唇干得起皮,父亲身上的药在逃出北平那一夜就散尽了。弟弟被埋在荒坡上的时候天还没亮,父亲用手刨的土。她从那天起就不再哭了。不是因为坚强——是因为哭没有用。眼泪救不了弟弟,父亲散尽家财救不了弟弟,国民政府喊了八年抗战也救不了弟弟。从那天起她就明白了一件事——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让别人不敢踩你。是什么她还不知道——但一定不是眼泪,不是对错。是某种必须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。
她把号牌揣进上衣口袋,贴着胸口。从踏进这个营区起,她就不是一个“人”了,是一串数字,一页档案,一枚印着号码的铜牌——但她要做的不是这枚铜牌。她要做那个把铜牌发到别人手里的人。
罗娜少校的训话,是在这之后的事。
她站在台阶上,等所有目光都落到她身上:"欢迎各位。你们将在这里学习,直到成为党国需要的人才。"她顿了顿,"不过,对不起,我们把大家骗了。"
台下炸了。
"这里不是普通通讯学校。我们要的,是能深入敌后、搜集情报、执行特殊任务的女性。"她的目光扫过众人,"你们当然可以不愿意。想退出,也行。只是,你们家里几口人、住哪条街、靠什么过活,我们全都清楚。"
这句话一出,好多人的火气瞬间熄了大半。
有个脾气急的女生上前一步要质问,刚开口,旁边一个女卫兵上前,一个擒拿把她按倒在地。
"第一个人,是不清醒,可以原谅。第二个,是蠢,是坏。"罗娜低头看着地上的人,"还有谁想试试?"
没人再动。
杨凝雪站在队列里,看着这一幕,心里发寒。可一想起弟弟,一想起北平,想起那条巷子,那座亭子,都随北平一道没了,她又把那股不适压了下去。她冷冷望着台上的女军官,没有多余动作。
晚上,她们被分到宿舍。四人一间,四张床,四个杂物柜,两扇朝外的窗。杨凝雪铺好被褥,一抬头,看见隔壁床的姑娘从枕头底下摸出一颗杏核,捏在手里,转着看。
"你家那边的?"杨凝雪问。
"北边的。"那姑娘说,"走的时候,我妈给我塞的。家里院子里的杏树,结的果子。"
"你叫童湘?"杨凝雪刚才听报到的人念过名字。
"嗯。"童湘把那颗杏核放回枕头底下,"你呢?"
"杨凝雪。"
对面床的姑娘接话,声音有点懒:"王楚潇,十九。我跟童湘一道来的。"
靠门那张床上,一个穿戴讲究的姑娘正把一件干净衣服叠得整整齐齐。杨凝雪认出来了——正是卡车上给她们分法币的那个。那姑娘抬起头,弯了弯嘴角:"刘怡。"
杨凝雪躺回床上,看着灰白的天花板。熄灯号响过之后,营区彻底静下来。童湘把被子蒙到头顶,过了一小会儿,传出闷闷的哭声。王楚潇翻了个身,低声说:"别哭了,明天还要出操。"刘怡没出声,可杨凝雪看见她枕边放着那叠法币,压得平平整整。
杨凝雪睡不着。她想起临江路的小铺面,想起柜台后头父亲那杆小秤,想起母亲塞进她手里的钱。她想起复兴书店后门那个空着的信箱,想起张伟平说"三年为期"时眼里的光。
她把那枚号牌攥在手心,攥到发烫,也没松开。
第二天凌晨,哨声把她从梦里拽出来。天还没亮,她们被赶去出操,迷迷糊糊里有人踩进泥坑,溅了一身。等太阳出来,集合解散,去吃第一顿早饭——糙米饭,一碟咸菜,一碗见底儿的稀粥。
杨凝雪扒拉着糙米饭,嚼出满嘴的涩。她想,这大概就是往后的日子了。
※ ※ ※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
最初两个月,她们学了大量过去没听过的东西。情报搜集分析,秘密组织架构,盯梢反盯梢,电讯联络,侦察伪装,邮电材料调查。课堂上,那个斯文的男教官教基础情报技术时,不许记笔记,只要求当场记住。杨凝雪心里抵触,却不得不强迫自己集中精神。
武器课是第二门。这个她听得认真。教官先讲子弹的击发原理,再拆开一把手枪,把零件一样一样摆在桌上,讲结构,讲保养。讲完,他拿着枪走到杨凝雪面前:"你试试。"
枪递到她手里,沉甸甸的,枪身带着一股冷铁味。她手心出汗,握枪的姿势按教官说的摆好,枪管却一直在抖。
"手别抖。"教官在她身后说,"你握着的是命。别让枪也怕你。"
她试了三次,第四次,枪稳住了。教官没说话,只点了点头。
"记住一句话。"教官临走前又说,"手上有枪的人,可以对赤手空拳的人做任何事。往后你们出任务,这句话就是命。"
杨凝雪握着枪,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这话听着刺耳。
她看着自己握住枪的那只手,觉得,有些东西在变。
反盯梢的课是在城里上的。她们被带出营区,换便装,轮流在街上盯一个"目标"。杨凝雪跟了一个穿灰长衫的男人,跟了三条街,隔一个摊子换一次方向,心跳得厉害,手心全是汗。那男人回头看了她一眼,她装作在挑摊子上的布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漏了破绽,只知道那一瞬间,她的魂都快从头顶飞出去。
后来教官说,目标就是她们自己人,专看她们会不会露出马脚。杨凝雪没被点名,可那一堂课下来,她后背的衣裳湿透了。
假身份课更让她心里发毛。教官发下一张空白的履历表,要她们给自己编一个全新的身份——从名字、籍贯到父母双亡还是健在,一个字一个字填。杨凝雪捏着笔,填到"姓名"那一栏,差点写下一个"小"字。
她顿了顿,把那个"小"划掉,填上一个陌生的名字。
"凝雪"两个字,她不准备再用了。往后的路,她要用另一个人去过。
三个月下来,姑娘们不再像初来时那样柔弱,手心磨出了茧,眼神也沉下来了。
可就在这时候,营区让她们重新照相,重新按手印。
"档案更新。"负责登记的文书说。杨凝雪坐过去,照相的灯"咔"地一闪,她看见镜头里的自己——比入营那天瘦了一圈,眼睛也冷了许多。她按下指纹,看着自己掌心的纹路印在纸上,湿漉漉的,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记。文书把那页纸夹进一册卷宗里。杨凝雪瞥见那册卷宗已经很厚了。
她想明白一件事。她们每学一样本事,档案就厚一页。人越值钱,档案越厚,就越走不了。照相、按手印,是入营那天就做过的。可那天的照片,是"新人"的脸;今天这张,是"另一个人"的脸。
又过了些日子,一天出操,天刚蒙蒙亮。教官拿着名册念号,一个号一个号地喊。念到"三十七"的时候,队列里静了一瞬,没人应。
教官抬起头,扫了队伍一眼,低下头,在本子上那个号旁边划了一道,继续念下一个号。
队列里更静了。
杨凝雪站在队伍里,听着那个号被划掉的声音。她记得三十七号——那是隔壁排的姑娘。她记不得她长什么样了,只记得她有一回在井边洗衣服,笑过一回。
她伸手摸了摸口袋里那枚入营时发的铜牌。铜牌是凉的,边角被她磨得有些光滑。她想:在这营里,她们不是人,是号。失踪的人,连名字都没人提过,只是号被划掉了一笔。
那天夜里,她把那枚铜牌翻出来,就着月光看。
上面印着她的号。她看了很久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她不能让这个号被划掉。她要做那个划号的人。
后来,空床一张接一张地出现。童湘有一回夜里忍不住,小声问:"那些不见了的人呢?"没人接话。王楚潇翻了个身,刘怡把被角掖了掖。杨凝雪闭着眼,心里想:不问最好。问了,说不定下一个空的就是自己的床。
※ ※ ※
训练期末,学校搞了汇报表演。
汇报表演头一天傍晚,罗娜把她们训完话,解散了,自己却没走。杨凝雪回头,看见她一个人站在操场上,弯腰擦那双靴子,擦了又擦,又抬手看了看表,把帽子扶正,压低声骂了一句什么。
第二天,那位"老板"来了。
他穿一身深色中山装,没戴军衔,从黑色轿车里下来,前后簇拥着一群人。罗娜迎上去的步子,比平日里小了一半。她笑得恰到好处,声音不高不低:"老板,您看这新一批的苗子。"
老板背着手,目光淡淡地扫过看台下的姑娘们,"嗯"了一声,没接话。他坐进看台,把那份名单摆在膝上,一页一页地翻。罗娜站在他身侧,腰挺得笔直,眼睛却一直盯着他手里的名单,怕他翻到哪一页不满意。
汇演开始。队列、越障、卧倒穿越铁丝网、打靶、刺杀。泥土沾满裤脚,汗水浸透衬衣。最后一个科目结束,老板才慢慢鼓掌。
他很满意,讲了一通话,无非是刻苦训练、效忠党国。许多人听得麻木,却仍要挺胸站直。
汇演结束,姑娘们原以为能放个假,申请却被驳回:特工训练涉及机密,未完成前严禁外出。
就在众人失望之际,外头传来消息——日本投降了。
整个营区都沸腾了。有人哭,有人笑,有人抱在一起转圈。杨凝雪站在人群里,想起北平,想起弟弟,想起逃出城的那一夜。她等了八年,等来仇人认输。弟弟的仇,再没处可报了。
可她发现自己并不想走。
这个念头吓了她一跳。她原以为日本一投降,她会欢天喜地想回家,想回到父亲母亲身边。可她盘算了一下,心里清清楚楚——她不想。
三个月,她学会了开枪,学会了盯梢,学会了怎么把一个人从人堆里无声无息地摘出来。她手心长了茧,腰杆挺得笔直,手里有枪,脚上有靴,走到哪儿都有人让路。
她贪上这种感觉了。
这是她头一回对自己说了句实话。
欢腾劲儿还没散,上峰就把她们召集起来训话。
训话的人站在台上,声音不高,可一个字一个字,都砸进耳朵里:"诸位,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。东边的敌人投降了,可敌人没有死绝。敌人在哪儿?在咱们自己家里。"
台下静得落针可闻。
"要认清敌我。"他说,"蒋先生说'攘外必先安内'。这些话,诸位回去好好琢磨。"
有人听懂了,脸色悄然变了;有人不愿深想,把话压在心里。
那两天,营区里气压低得吓人。有个姑娘大概没忍住,熄灯后躲在被子里跟人嘀咕:"日本都投降了,还训什么训……"
第二天,她就不见了。宿舍空了一张床,铺盖卷得整整齐齐。
童湘这回什么都没问。
分班名单下来那天,杨凝雪才知道,原来她们这些人,早就被挑过一遍了。
分班的人拿着名单和照片,一张一张地看。杨凝雪经过那间办公室的时候,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,声音不大,可字字清楚:"这个,眉眼好,能当美人计。""这个身段不错,做行动。""这个太瘦了,送去会计吧。"
她站在门外,怎么也迈不动腿。
四十八个人,被这样一样一样地分了:十六人进情报队,九人进行动队,十人进电讯部门,三人去会计,两人去向不明。最后剩下八人,被分到一个没有挂牌、没有正式名称的部门。
杨凝雪在情报队的名单上看见了童湘的名字。她替她松了口气——至少不是行动队,也不是那个没挂牌的地方。王楚潇被分去了电讯部门,和童湘不在同一队,但好歹在同一座城里。杨凝雪想,这两个从北边一道来的姑娘,往后见面的机会怕是不多了。
她自己是那八个人里的一个。她没有被送去当"美人计",也没有被挑去"做行动"。她是被单独点出来的那一个。
领她走的人带她穿过半个营区,一直走到最偏僻的角落。那是一栋灰色混凝土建筑,三层楼高,窗户很少,窗后挂着厚重帘布。门口没有牌子,只有两个卫兵站岗。
还没进门,杨凝雪就闻到一股怪味。又闷又冲,混着酸、锈和皮子受潮的腥气。
"这是什么地方?"王楚潇皱眉问,"味道怎么这么怪?"
走在前面的罗娜少校回头,冷冷一笑:"早点习惯。往后,说不定只有这里的味道,能提醒你们自己是谁。"
她推门走进去。众人跟进去,卫兵把门关上。门锁落下的声音不重,却让杨凝雪莫名觉得,外面的世界被隔在了很远的地方。
走廊尽头一道铁门,灰白的墙,昏黄的灯。罗娜拍了两下手,等所有人站定:"稍息。立正。从今天开始,你们正式加入惩戒处。"
这个名字一出来,几个人的目光都动了动。
"本处对外保密,不在常规编制之内。它是在上峰特别关照下成立的,任务只有一个。"罗娜停顿片刻,语气沉下去,"惩处那些被认定为罪大恶极之人,以此警告一切与我们为敌的组织。"
没人说话。
"等你们真正成长起来,老板会亲自来看你们的表现。到时候是被看重,还是被淘汰,全凭你们自己。"
说完,她抬手示意卫兵:"进处的第一件事,换制服。这是特别要求,不能出错。"
几名卫兵搬来八只箱子,整齐摆在走廊里。
"每人一只。左边是更衣间,名字都贴好了。衣物只准在楼内穿,不准带出去。进来换上,离开脱掉。听明白了吗?"
"明白!"
杨凝雪领了自己的箱子,走进左侧第三间更衣室。
小房间没有窗,顶上吊着一只灯泡,靠墙一只衣柜,一张凳子,一面落地镜。她打开箱子:墨绿色的军装上衣,剪裁合体;一条领带;一条黑色百褶短裙;几双质地细密的黑色长袜;一双鞋跟略高的黑色长靴;一副黑色皮手套;一顶船形帽。
她一件一件穿上。衬衣扣到最上一粒,领带打紧,长袜拉到膝上,短裙的裙摆贴着腿根。最后是那双高跟靴,她套进去,站起来,鞋跟让她的身量又拔了一截。
她对着落地镜,看着镜子里那个挺拔、利落、眉眼被制服衬得冷艳的身影,一时有些恍惚。
不是医馆里跟在父亲身后记药方的小姑娘了。也不是学堂里悄悄给心上人递暗号的女学生。镜中人眉眼依旧,却多了几分她自己都陌生的东西。
她正在被塑造成某种符号。某种供人观看、驱使、命令的符号。
她深吸一口气,推门出去。
走廊里,八个人陆续走出来,站成一排。
罗娜少校已经等在走廊尽头。她没急着训话,背着手,从第一个走到最后一个,走得不快,把每个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。她走到谁跟前,谁就得把脸抬起来,转一圈,让她看个够。
"腰挺直。"
"脸抬起来。"
"转一圈。"
走到苏晚跟前,罗娜伸手托了托她的下巴,让她的脸对着光:"眉眼软,江南人?"
苏晚垂下眼睛,低低"嗯"了一声。
走到杨凝雪跟前,罗娜上下打量了一遍,又退后半步,从头看到脚:"北方来的,骨架生得好。这身制服,就吃这个款。"
她走回队首,对旁边那个拿本子的副官说:"记上。一号,苏晚,江南人,眉眼软。二号,刘怡。三号,杨凝雪,北方人,骨架好。四号,王楚潇……"她一路点过去,给八个人都排了号,"这是你们在处里的号。营里的号,记名册;处里的号,记尸单。往后死在你们手里的人,一笔一笔,都按这个号记。"
杨凝雪站在队列里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她分到的号是三号。
她心里清楚,这套做法她见过。营区入营那天,她们照相、按手印、发号牌,体检时被人从头看到脚。到了处里,这一套又重来一遍,只是更细、更直白——她们不是被当成"人"挑的,是被当成"货"挑的。容貌、身段、眉眼,全是本钱,全是能被挑拣的东西。
她认得这套逻辑,也认了。她要用这份本钱,换枪,换力,换一个谁也不敢踩她的位置。
换完制服,罗娜让她们挨个进走廊尽头那间小屋。
屋里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,一盏台灯,桌后坐着一个穿中山装的瘦军官,手边摊着几册卷宗。杨凝雪进去坐下。
军官翻开最上面一册,也不抬头,念了起来:"杨凝雪,十八岁,北平籍。父在临江路开医馆,铺面东家姓周。母亲居家,每日辰时去菜市口买菜。家中原有一弟,六岁夭折,逃难路上没的。"
念到"弟弟"的时候,杨凝雪的指甲掐进了掌心。
军官像是没看见,接着念:"你幼时随父学医,十岁起跟你父出诊。十五岁进学堂。十七岁起,跟一个姓张的同学走得近。那个同学,去了延安。你们约了复兴书店后门的信箱,三年为期。"
他抬起眼,笑了笑:"信,一封也没寄出去。你是个乖孩子。省得我们费事。"
杨凝雪的后背贴住了椅背。她以为那条线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可这屋里的人,连他们约了哪个信箱、以几年为期,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"别紧张。"军官合上卷宗,"不是查你,是关照。你家这几口人,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好好过日子。只要你听话,他们就好好的。"
杨凝雪沉默了很久,点了点头。
她走出小屋的时候,腿有点发软,可脑子很清醒。她认得这种话术——不绑你,不吓你,就把你全家摊在桌上让你看,把你藏在心里那点念想也翻出来晒一晒。你越想逃,越清楚自己为什么逃不了。
她想起父亲那句话:"人得自己拿主意。"
可到了这儿,她才发现,这世上的主意,有多少是她自己拿的?她走进这栋灰楼,是自己选的。可走进来之后,这个笼子就从四面八方合上了。她的名字、她家的地址、她心里那个人,全在这屋里头,摊在灯下,被人一页一页地翻过。
这个笼子,从她进门的第一天,就给她造好了。
※ ※ ※
第一课在楼下大厅。
罗娜让人揭开大厅中央盖着的白布,第一块布下是一片花坛,花种得艳,还挂着露珠。
"用你们的靴子,踩成烂泥。五分钟。"
姑娘们面面相觑,可谁也不敢违令,冲上去对着花就是一阵猛踩。靴底落在花瓣上,沉闷急促,大厅里一片跺脚声。
"脚跟在后面使劲,"罗娜踱着步,"习惯了这个重心,就能换更高的跟。"
第二块布下是活蹦乱跳的鱼虾,在泥水里扑腾。指令照旧。鱼虾很快化作一滩腥气的肉浆。
第三块布下,每人面前绑着一只小动物——小猫,或者小狗。它们呜咽着,挣着绳索,眼里全是惊恐。
教官冷笑一声:"不过是几只畜生,心软什么?五分钟,只要它们停止挣扎就行。"
众人默默上前。有人先下了手,靴跟剁在小狗腹部,惨叫一声。有人开了头,其他人陆续出手。几分钟里,那些小东西相继断了气。
杨凝雪是动作最干净的一个。她下脚从不多,两下,顶多三下,落在致命处。小动物的挣扎越来越短。她自己清楚,这不是天生的,是那本医书教的。她知道哪一下最省事,哪一下最致命。
就在这时,队伍里僵住了一个人。是苏晚——一号,罗娜说的"眉眼软"的那个江南姑娘。她站在自己的小狗面前,靴子抬着,落不下去。小狗在她脚边呜呜地叫,她握着拳,指节发白,眼泪已经在眼眶里转。
罗娜走过去,看了她一眼,忽然提高声音:"全体听令——"
八个人都停下动作。
"把她那份,一起处理了。"罗娜说,"三号起,每人一脚,踩完为止。"
杨凝雪走过去,对准那只小狗的颈骨踩了下去。小狗叫了一声,不动了。其余的人跟着,一个接一个,在它身上补了一脚。等八个人踩完,那只小狗已经认不出模样。
"记住今天。"罗娜背着手在她们中间踱步,"队里有一个人下不了手,全队陪练。这话我只说一遍。你们进了这个门,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,谁也别想把自己择干净。"
她走到苏晚面前,低头看着她:"你还站着?"
苏晚跪在血里,嘴唇哆嗦。她后来在惩戒处又撑了不到两个月——不是被退的,是自己垮的。有一回尸体课上她对着解剖台站了整整十分钟,手里的刀始终落不下去。罗娜让人把她带出去,当天下午她的档案就被调走了。杨凝雪后来听王芳提过一次,说苏晚被转去了成都站的后勤科,做文书,再不碰刑具。刘怡比她撑得久——这个在卡车上给全车人分法币的大小姐,在惩戒处待满了半年,审讯成绩中等,处决成绩中等,没有出彩也没有出错。毕业之后她被分去了南京站机要室,走的那天跟杨凝雪说了一句:"阿雪,我这双手还是更适合数钱。"杨凝雪没送她。但她把那句"更适合数钱"记了很久——在这栋灰楼里,能说这种大实话的人不多。
"下一场,"罗娜说,"你第一个。你做不好,就换你躺上去,让她们拿你练手。你选。"
苏晚没说话,只是发抖。
杨凝雪站在旁边看着,心里想:这一招真毒。不杀苏晚,也不用骂她,就让全队替她担着,让她欠全队一条命。这么一来,谁心里都装了恨,装了怕,再没人敢心软。她认得这套——军统最擅长的,不是杀一个人,是把一群人捆在一起,叫谁也不敢松手。
第一课结束前,罗娜把她们领到二楼教室,指着一黑板的人体骨架和刑具照片,说了那番"开荤"的话。末了,她指着墙上一张图,一字一字地说:"考试成绩按靴跟高度评级,最高九厘米,最低三厘米,就是你们现在穿的。跟越高,权越大。你们要往上爬,就别怕靴底脏。"
然后她笑了笑,补了一句:"头一回,你们吐。第二回,你们忍。第三回,你们就该嫌犯人死得太快了。都记住了,这是教学大纲。"
自那以后,每隔几天就有一场"坦白会"。
八个人围坐一圈,罗娜坐在上首,说:"都说说,这阵子,谁手脚最软,谁夜里哭,谁对着'教具'下不去手。说错了不罚,瞒着不说——叫知情不报,罚得重。"
第一个说话的总是刘怡。她低着头,声音发虚:"苏晚……今天上午,手抖了。"
罗娜把话记进本子:"记上。苏晚,手抖一次。"
苏晚的脸白了。她不敢抬头看谁。
杨凝雪始终没开过口。轮到她也只说:"没有。"罗娜看了她一眼,没说话,但那个眼神她知道——是在心里给她记了一笔。她不在乎。她只是冷眼看着这套把戏:让她们互相咬,咬出仇来,就没人敢抱团。她看得透,可她不说破。
再往后几天,一辆卡车送来一具具尸体,停尸房门口排着队。
那是尸体课。
庞教官先讲。他在一具解剖台上铺开一具男尸,用镊子翻开皮肉,讲颈动脉、太阳穴、心口、脊椎第三节、双肾的位置、腋下的神经。杨凝雪翻开随身那本牛皮纸笔记本,一个字一个字记。这本笔记是她从医馆带出来的习惯,父亲教她望闻问切时,她就是这么记的。庞教官讲到最后一个致死点,看了她一眼,那个眼神杨凝雪认得——是看行家才有的眼神。
二阶堂福美是隔天到的。
她是个日本女人,白大褂,口罩,橡胶手套,个子不高,只露出一双没有感情的眼睛。旁边一个翻译低声传话。姑娘们这才知道,她在731部队给医生打下手,血腥的事没少干。
她教的不是解剖,是"实验"。
福美让人把尸体编号,不叫名字,叫"教具甲、教具乙"。她教她们戴好手套、口罩,用尺量创口的深度,用温度计量尸体的体温,用笔记下失血的速度。她没接话。(翻译转述):"杀人和做实验是一样的。要稳,要准,要记录。你们现在是学生,往后出任务,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分。"
杨凝雪站在人群后头,看着那个日本女人。
她家是被日本人赶出北平的。弟弟死在逃难的路上,那年才六岁。她恨日本人,恨了八年,恨到一听见日语就想起那一夜。
可今天,她要跟一个从731出来的女人学怎么解剖尸体,学怎么把活人当实验材料。
她本该恨。可她没了恨的力气。
她觉得可笑。她来这个系统,是想报仇,想报国。可这个系统自己养着仇人,请他们来当先生,把杀人的手艺教给一群中国姑娘。
这个国家,连她这笔仇都还不上。凭什么让她替它信什么?
她信的东西,从第一天起就是假的。
尸体课的最后一天是考核。每人分到一具尸体,独立完成解剖,取出器官,摆在容器里,按福美的标准打分。杨凝雪做得又快又干净,福美看完,只点了一下头。
再往后,福美说,尸体练不出真东西,要用活人。
活体解剖考核那天,每个人分到一个"教具"——一个被麻醉送来的活人,男女都有。没有名字,没有罪状,就是"教具丙、教具丁"。
杨凝雪分到的是一名年纪比她稍大的女孩。就算是现在的杨凝雪,看见被麻醉送进来的女孩时,脸色也有些复杂。她做完解剖,取出器官摆在容器里,最后还是对那开膛破肚的女孩低声说了句"抱歉"。
罗娜在一旁冷冷地看。考核结束,她把八个人叫到跟前:"都看见了。头一回拿活人开刀,吐不吐?"
没人回答。有人已经跑到墙角干呕。
"吐就对了。"罗娜说,"记住这股恶心。往后你们自己会明白——恶心这东西,是会用完的。用完了,就是真正的料了。"
※ ※ ※
五天后,一辆重型卡车驶进关卡,停在那栋灰楼前。
车门拉开,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被士兵赶着下车。有的在骂骂咧咧,有的满脸惊恐。他们被赶着站成一排,办完移交手续,卡车卷土驶离。
听到引擎声的姑娘们心头一沉。这一天,终究还是来了。
集合的时候,罗娜没急着训话。她让卫兵抬来一箱卷宗,每个人发了一本。
封皮上印着:处决命令书。内页是名册——姓名、罪名、刑期、拟处决方式。
"核对清楚。"罗娜说,"你分到哪一页,就是你的任务。处决完,在'执行人'一栏签上名字。靴子那一下,纸面上统一写'枪决',别给我写些有的没的,上峰看着烦。"
杨凝雪翻开自己那页。第一行:癞疮,男,四十二岁,通敌罪。第二行:张王氏,女,三十六岁,通敌罪。
她合上本子,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上个月,这些还是活生生的人,有名字,有罪名,有判决。现在它们只是一页纸,等着她签一个字。
"领枪。"罗娜挥手。
杨凝雪领了一把M3冲锋枪,一柄匕首。枪到手,沉甸甸的。她想起武器课上教官说的那句话——手上有枪的人,可以对赤手空拳的人做任何事。她那时候觉得这话冷,冷得没有人味。现在她握着枪,觉得这话没毛病。
她这辈子最怕的事,不是死,是变回那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小女孩。那个弟弟死在路上、她只能缩在车厢角落里发抖的小女孩。
她要永远做那个拿枪的人。
刑场在郊野,四周插着木桩,地上铺着杂草。犯人被五花大绑在木桩上,嘴里塞着破布。
罗娜训话:"这一批,是抗战时通敌的汉奸。日本投降了,他们就是重点关照对象。把胆子练起来!"
"执行!"
M3冲锋枪喷出火舌,第一排犯人瞬间没了动静。打空一个弹匣,罗娜喊:"冲上去,练匕首!"
众人涌进刑场,对着尸体刺进拔出。唯独杨凝雪面前那个满脸癞疮的汉子受了重伤,没断气,捂着胸口喘气,惊恐地看着逼近的女兵。
"停。"罗娜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,"从现在起,一个一个来。点名的出列,自己了结,谁也不许帮忙。全队看着。"
她走到杨凝雪身边,拍了拍她的肩:"三号,你先来。这头一个,归你了。"
杨凝雪站定。她能感觉到身后八道目光落在她背上。癞疮汉子望着她,眼珠忽然亮了,下腹竟起了反应,脸上泛起潮红,陷进了临死前的亢奋里。
她面不改色地上前,割断绳索,汉子瘫在地上。她抬脚对准小腹重踩,又一脚把靴跟捅进他嘴里,堵住叫声。接着用那只带倒刺的银色细跟靴,一下一下碾过他的脸。汉子昏死过去。
她抽出右靴,对准心口发力。"噗嗤"一声,靴尖从肋骨缝里刺进去,精准扎进心脏,拔出来带起一束血雾。她把鞋底在男人胸膛上抹开,染成暗红。左靴如法炮制。
全程没有人出声。所有人都看着她。
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到了,站在一侧,看着这一幕,嘴角浮起一抹满意的笑。
第二页是那个中年妇女,矮胖,满脸横肉。塞嘴之前,她喷出一句:"操你娘的小贱人,看老娘怎么弄死你!"
杨凝雪换了把纳甘转轮手枪,七发子弹。第一发打膝盖,第二发打膝盖,第三、四发打两腿之间,第五发打进右胸,第六发打中气管。妇女牙关咬得咯咯响,浑身痉挛。第七发,手腕一翻,枪口落在大额上方,"嘭"一声,碗口大的洞,红白之物溅上木桩。
"还行。"她收起手枪,在处决命令书的"执行人"一栏,签下自己的名字:杨凝雪。
笔落下去的时候,她顿了一下。这个签字,往后还会签很多次。
老板走的时候,特意朝她点了点头。罗娜脸上带着笑。
回到营地,卫兵们把尸体从木桩上解下来,拖成一排。领头的士兵拿着本子,挨个核对,念道:"癞疮,尸单一份,送焚化。张王氏,送乱葬坑。"一边念,一边在尸单上打勾。
杨凝雪站在更衣室门口,看着那两具尸体被拖走。拖到看不见的地方,人就不在了。就好像她从没杀过它们,纸上只剩一行字:枪决,执行人,杨凝雪。
她看着自己靴底上的血,红得正正好。她摸了摸,心想:就当给我自己冲喜了。
换回常服的那一刻,她突然反胃。
她吐了很久,吐到胃里空了,背靠着墙瘫在凳子上。然后她扶着墙站起来,看着镜子。脑子里清得吓人。
刚才那两脚,她不是没感觉。不是恶心的感觉。是另一种。她骗不了自己。
她喜欢。
这三个字浮上来的时候,她没有再按回去。她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她杀那两个人,不是不得不杀,是她想杀。那两脚落在肉里的滋味,她喜欢。
她想起白天的事。三民主义救不了国。党国也没打算救国。她进营第一天就明白的事,到今天才肯认。她从来不信台上那些人说的话,一个字都不信。她留在这里,不是为信仰,是为了别的。
回不去了。
她知道自己回不去了——不是被逼的,是她自己不想回。她趴在水池边,眼泪掉下来,可她心里清楚,这眼泪是给那个叫小亭的姑娘流的。那个会在巷子口等人、会为一只猫心软的姑娘,今天死了。
当晚,罗娜把"表现最好"的几个人叫去,一人发了一个小铁盒。
"美国货,提神药。"罗娜说,"出任务前含一口,手就稳了。省着点用。这东西金贵,往后得靠你们自己挣。"
杨凝雪打开铁盒,里面是几粒白色的药片。她掂了掂,没有吃,收进了口袋。
她心里清楚这是什么。鸦片也好,提神药也好,都是绳子。这系统最狠的地方,不是用枪逼你,是让你自己离不开它。你越往上爬,就越需要它。她看得穿,可她没有扔。
因为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用上。
回到寝室,刘怡直直地望着她:"阿雪,你今天怎么了?像换了个人。"
"我就是我,还能是谁?"杨凝雪嘻嘻哈哈,"明天还有课,睡吧。"
刘怡哼了一声,砸回床上。
杨凝雪知道,她们之间那份单纯的信任,今天裂了缝。她只在心里默念:阿怡,你这样软,往后会害死你自己的。然后拉过被子合眼。
那天夜里,她做了个梦。梦里她用囚犯的心头血把靴底染红,燥热烧得难耐。直到靴跟一脚踏爆那颗头颅,她浑身一抽,在血腥气里到了顶。
第二天醒来,她没有脸红。她只是很平静地对自己说:原来我要的就是这个。那就这样吧。
※ ※ ※
几天后,上面传话:第三步,直接执行犯人。临时发下一双六厘米高的长靴。
杨凝雪在更衣室里缓缓换上。包着黑丝袜的双足套进过膝皮靴,一股毁灭的念头在心里窜起来,浑身躁动。当靴跟跺在地上发出"哒哒"的脆响,那股燥热收住了,换成一种掌控生死的轻快。她对镜子里的自己浅浅一笑。
六厘米。她对着镜子想。现在只是六厘米。她会把它变成九厘米。她会叫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谁。这个系统的规矩很简单——跟越高,权越大。她从第一天就看透了。而她,要做最高的那个。
地下刑场的负一层,比楼上更像地狱。
一进门是一面墙的刑具。老虎凳,烙铁,成捆的竹签,灌辣椒水的铜壶,铁链,吊环,还有一只淹人的水桶。杨凝雪走进去,看了一眼那面墙,心里记下几样。她想起医书里讲的,十指连心,竹签钉指甲是最疼的几种之一。她把这笔账也记进了脑子里。
石板上有几个被铁环固定住的囚犯,嘴里塞着破布。罗娜站在他们面前,玩味地说:"都看见了。这一批'教具',是老板特意从军部要来的。他们是逃兵,剿匪战场上一溜烟跑了,背叛党国。一会儿我先示范一遍,你们学着点,收着些。"
她走到一个男人面前,扯出破布,没急着动脚。她转身从刑具墙上拿下一根烙铁,捅进炭盆里烧红。等铁头红了,她拎出来,对着男人胸膛按了下去。皮肉"滋"的一声,青烟冒起,男人浑身一挺,又昏过去。
"先把他弄舒服了,再玩后面的。"罗娜放下烙铁,抬脚用靴跟"哒、哒、哒"地围着男人走了一圈,"老虎凳、辣椒水,那都是旧社会的把戏。咱们有新东西——靴子。刑具是给前菜,靴子才是正菜。"
她一边说,一边用十二厘米的靴跟,一根一根地跺碎男人的手指。男人的身子猛地弓起来。做完了,她跳上男人胸口,对准起伏的胸膛,靴跟整个没进去,踩停了心跳。拔出来,抹了把汗:"开始吧。"
杨凝雪找到自己那份"教具"——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,穿着依稀可辨的国军军装,闭着眼。她扯出他嘴里的破布。
男人睁眼,看见她,苦笑:"上头怎么想的,让你们这些小姑娘干这种活儿?妹子,给个痛快,行不?"
"抱歉哦,今天不行。"杨凝雪也笑。
"妹子,听我把话说完吧。我没文化,不会写字,就盼着有人知道我这点事儿。"
"简单点说,没时间了。"
男人目光望向虚空:"1937年,鬼子打进北平,消息传到咱村,村里把十几个壮丁一股脑推去当兵。编进145师433团178营二连一排……咱在南京打了四天四夜,师长自个儿抹了脖子。活下来的就剩我和'麦德森'。那小子是机枪手,我跑不动了,他背着咱跑。奶奶的,他跑得真快。"
杨凝雪听他说北平,说南京,说那个背着他跑的麦德森。她想起平哥。平哥也有一腔热血,也要去很远的地方,找一条救国的路。她垂下眼,把那个念头按下去。现在是干活的时候。
"然后呢?"
"然后跑不动了,晕在路上,让老乡救了。缓了些日子,我寻思不能当逃兵,回去接着打鬼子。鬼子投降了,上头又叫去剿共。我骂了几句,约了几个弟兄想回家,让人卖了,就捆到这儿了。"他满足地闭上眼,不再动了。
"白药和鸦片,省着点用。"罗娜的声音在身后响起,"就位吧。"
杨凝雪掂了掂那袋白药,想明白一件事。白药是钱,鸦片也是钱。这个处不光杀人,还贩毒。给犯人灌药,让他们迷迷糊糊,省得挣,省得叫——这些药,还是从犯人身上抠出来的买卖。
她看着罗娜的背影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这个系统,从里到外都是烂的。杀人,是买卖。救人,也是买卖。哪一样都不干净。
可她没打算走。烂归烂,这个笼子够大,够她住一辈子。
她对男人俯下身,歉意地说:"不好意思,可能有点疼。你忍一忍,我尽量快点。"
男人闭上眼,牙关打着颤。
杨凝雪没有立刻动靴。她起身,走向那面刑具墙,从那捆竹签里抽出一根,又走回来。她捏着竹签,在男人面前晃了晃:"医书里说,十指连心。今天我先教你认认这句话。"
男人瞳孔一缩。她捏住他左手拇指,竹签顺着指甲缝缓缓扎进去,一寸,两寸。男人浑身绷紧,喉咙里发出"嗬、嗬"的声音。
"忍住了?"她拔出来,"那我再试试你另外九根。"
她一根一根地扎,扎到第四根的时候,男人已经疼得晕了过去。她看着晕过去的男人,想明白了一件事。人这个东西,你一直对他坏,他反而扛得住。你要是偶尔给他一点好,再收回去,他反而垮得快。她今天在一个人身上试出来了。往后她会用得更好。
她用嗅盐把他弄醒。男人缓过神,开口求饶,说什么都肯干。这让她又不满起来:"还以为你多硬气,原来是个软蛋。软蛋,就得罚!"她带着气,一脚踢在他下体上,男人又昏过去。"麻烦。"她再用嗅盐把他弄醒。这回她不管他,直接在他剩下的那只手上横着踩,一前一后,跳起了舞。舞跳完,男人居然没晕,她有点意外。可她没了跟他说话的兴致,又在他四肢上来回踩了几趟,下脚都避开大创口,一进一出带起血,顺着凹槽流进小洞里。
男人最后一次被弄醒,迷迷糊糊听见那个让他发抖的声音:"要\~结\~束\~了\~哦\~\~"他头皮一炸,浑身不听使唤。要不是进来前断水断粮了好些天,这会儿他早大小便失禁了。
杨凝雪一步一步走到他躯干旁。靴跟"嗒、嗒、嗒",每一步都让他心头一紧。"今天让你开开眼。别人的肠子你可能见过,你自己的,八成没见过。"她微微下蹲,起跳,落在他的腹部,尖锐的靴跟整个没进肚子。她抽出一只靴,不管涌出的血,用剩下那只,在男人肚子上刨。怕他又晕过去,早先灌了大量鸦片,她要他亲眼看着——不然,演给谁看呢?
男人被药劲顶着,没什么痛感,眼神发飘,看着自己的肚子被一双靴子一点点剖开。杨凝雪费了好大力气,开出一个二十厘米长的口子,转头对男人笑:"看好了啊,机会难得。"她把手伸进腹内,掏了一阵:"有了。"她扯出一段肠子:"看,这是阑尾,容易发炎,我帮你去掉。"她两手一拽,肠子从中间断开,流出许多液体。"我再找找十二指肠。嗯\~呀\~你撑不住啦?"男人的气息越来越弱。"好人做到底,我送你一程吧。"
她站起来,甩掉手套上的血,找准位置,靴子虚踩两下,最后一脚踩下去,六厘米的靴跟稳稳送入心脏。男人的痛苦,到此为止。她拔出靴跟,照老习惯把鞋底抹成红色,整了整仪表,抬眼发现别人都看着她。她不以为意,朝罗娜敬礼:"报告教官,训练完成,请指示!"
罗娜脸上是藏不住的满意:"干得不错。归队。"
散场的时候,卫兵们把石板上的尸体解下来,拖走。领头的士兵打着电筒,挨个核对:"丙四,逃兵,送焚化。"杨凝雪听见"焚化"两个字,回头看了一眼。那个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,最后只剩"丙四"两个代号,和一个"焚化"的去向。
回到更衣室,杨凝雪没有急着换衣服。她把靴子擦干净,洗手洗脸,换回便装,从随身的包里翻出那本牛皮纸笔记本。
前半本是跟着庞教官记的致死点和神经分布,整整齐齐。她翻到最后的空白页,拿起笔,写下一行字:145师433团178营二连一排。
没有名字。那个人说了,他没文化,不会写字,只盼着有人记得他这点事。他求过饶,软过,是块软骨头。可他把故事讲完以后,就再没求过一句。
她不想知道他的名字。她只知道他的番号。他把自己交到过她手上,她欠他一笔记录。这笔账,她记下了。
写完,她合上本子。目光落在桌角那个旧书夹上,那里压着一张橘子糖的糖纸,边角都磨白了。那是平哥给她的。十七岁那年,他站在巷子口等了她一个时辰,手里就攥着这颗糖。
她没有去碰那张糖纸,只是看了很久,然后把它和那本牛皮纸本子一起,收进箱子最底下,锁好。
镜子里的人她认识。是她自己。不是被逼的,不是身不由己,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到这里的。
从今天起,她不再骗自己了。骗自己,比杀人都累。
她吹灭灯,躺下。明天还有课,后天还有刑场,往后的日子还长。
那个叫小亭的自己,被她锁进箱子底了,和那张糖纸一起。她往后用不上了。
第三章 惩戒处
训练班之后
训练班结束那天,没有毕业典礼,没有证书。教官把她们十一个剩下来的女学员叫到操场上,一人发了一套新制服、一双过膝皮靴、一把勃朗宁手枪。教官姓吴,四十多岁,脸上的疤从左眉骨拉到右嘴角,说话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木板上。
“从今天起,你们是惩戒处的人。出去以后,别人怕你们,躲你们,骂你们是母夜叉。你们就把这些话当饭吃。”吴教官站在队列前面,背着手,靴跟在操场的沙土地上踩出两个坑,“记住——你们手里有枪,你们就是拿枪的人。拿枪的人可以对没枪的人做任何事。”
杨凝雪站在队列第三个。她低头看了看脚上的新靴子。过膝,黑色,跟高大约五厘米,皮质一般,闻着是硝过的猪皮味。她活动了一下脚踝——靴筒有点硬,硌小腿。得穿一阵子才能软下来。
她在心里记了一笔:靴子得改良。
分到重庆惩戒处本部是半个月之后的事。本部在城西,一栋灰砖楼,四层,带地下室。地上四层是办公室、档案室、会议室和宿舍。地下室是审讯室和处决室。楼后面有个小院子,院子里种了一棵歪脖子梧桐。梧桐树下一张石桌,几把藤椅,平时没人坐——惩戒处的人没那个闲情。
杨凝雪分到地下室那一层。她的岗位是“审讯辅助兼处决执行”。这个岗是赵处长专门设的。赵处长在档案里看到她的训练班成绩单——审讯科目满分,处决科目满分,心理测评评语只有四个字:“极度冷感”——他当时把档案往桌上一拍,说:“这个人我要了。”
她到惩戒处的第一天,赵处长亲自带她看了一圈。楼上办公室一笔带过,重点在地下室。审讯室两间,一大一小。大间摆着电椅、水刑桶、老虎凳和一套铁链吊具。小间只有一张铁桌、两把铁椅和一台强光灯。处决室在最里头,原本是杂物间改的,四面水泥墙,地上铺了油布,中间一张固定式铁床。墙角一根水管,接了个龙头,用来冲洗地面。
“这间以后归你,”赵处长站在处决室门口,一只手夹着烟,另一只手指着铁床,“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缺东西直接跟我说。”
杨凝雪走进去。水泥地面不平,油布铺得皱巴巴的。铁床上锈迹斑斑,四个角的固定环有两个是歪的。墙角的排水沟堵了一半。日光灯管上糊着一层黑灰,照下来的光发黄。
她蹲下来,用手指摸了摸水泥地上的污渍。深褐色的,渗进水泥里,洗不掉了。是旧血。
她站起来,把靴跟在水泥地上磕了一声。声音闷。不脆。
“这间屋子,”她说,“能改吗?”
赵处长吸了口烟:“怎么改?”
“铁床要换。排水要重做。墙面要贴瓷砖。灯要换两根新的。”
赵处长看了她三秒,然后笑了一声。他笑起来的时候肚子跟着抖。
“行。你列单子。我批。”
改处决室花了两周。两周里她没有处决任务,也没闲着。她把惩戒处过去三年的审讯档案全调出来看了。档案室在三楼,铁皮柜子一排挨一排,纸张发霉的味道呛鼻子。她一个人在档案室里坐了整整三天,从早上坐到晚上,午饭让人送到门口。
她看档案不是看口供。口供对她没有用——她不在乎犯人招不招。她看的是审讯过程记录。谁审的,用了什么手段,犯人撑了多久,最后什么反应。每一份审讯记录后面都附了处决报告:什么时候毙的,怎么毙的,谁执行的。
她在找规律。
第三天下午,她翻到一份1943年的处决报告。执行人一栏写着“吴德胜”。吴德胜就是训练班的吴教官。报告上写了处决方式:枪决。后面附了一行备注:“犯人于枪决前已因电刑过度死亡,补枪两发,确认死亡。”
她把这份报告放在一边,然后又拿回来。她注意到备注里有一个细节:犯人已经死了,但吴教官还是补了两枪。不是补一枪,是补两枪。她认得这个习惯——吴教官在训练班里教过她们:死人也要补两枪,因为有人装死。但补两枪不是规矩。补两枪是风格。
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:死人也要确认。确认的方式可以不只是补枪。
档案看完之后,她开始在外面跑。重庆城里有一家鞋匠铺,开在较场口附近,门脸不大,师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,姓龚,祖上三代做鞋。她把自己的靴子放在柜台上,说:“跟要加高,靴头要硬。能改吗?”
龚师傅拿起靴子翻来覆去看了半天,又抬头看她。看她的脸,看她的军装,再看她的靴子。他把靴子放下,问:“姑娘,你要多高的跟?”
“八厘米。锥形跟。靴头里面镶钢片,不能太厚,要能弯。”
龚师傅没问干什么用。他在重庆做了四十年鞋,什么人都见过。军统的人来订靴子,不可能是为了好看。他把尺寸量了,说要一周。
“一周不行,”她说,“三天。”
“加钱。”
“加。”
三天后她去取靴子。龚师傅把靴子从柜台底下拿出来的时候,她眼睛亮了一下。黑色小牛皮,靴筒笔挺,靴头微微发着钢片的冷光。锥形跟,八厘米高,跟尖只有小拇指指甲盖大。她把旧靴子脱了,穿上新靴子,系好拉链,在铺子里走了两步。靴跟踩在木地板上,声音比旧靴子脆得多——咔,咔,咔。
她把脚抬起来,靴尖抵在柜台边上。钢片包在皮子里,表面看不出来,但压下去的时候能感觉到硬度。
“行,”她说,付了钱,把旧靴子装在盒子里带走了。
第一个死在她新靴子底下的人是个偷物资的。不是通共,不是抗日分子,就是个普通小偷。在军统仓库外面被抓住,身上搜出来三卷电线、两盒子弹。案值不大,但赵处长说“正好拿来试手”。
试手的意思是新处决室刚改好,新靴子刚上脚,先拿一个不值钱的人试试。
那天天很热。处决室新贴的瓷砖墙面反着白光,日光灯换了新的,照得整个屋子发惨白。地面重新铺过,排水沟通到墙角,装了铁网。铁床是新的——电动升降,四个角固定环是不锈钢的,头枕位置加了一个可调节的金属支架,能把犯人的头卡住。
犯人被押进来的时候,她已经站在铁床旁边等了。两个警卫把人推到铁床上,手脚固定,头卡进支架。犯人在挣扎,嘴里塞着布条,喉咙里呜呜响。
她没急着动手。她站在铁床旁边,低着头看犯人。这个人很年轻,二十出头,瘦得肋骨能隔着衣服数出来。脸上全是灰,嘴唇干裂,眼睛瞪得很大。
她把手伸进裤子口袋,摸到一小支针管。这是她提前从医务室弄来的镇静剂。剂量她调过——原版剂量是让人昏睡的,她减了三分之一,刚好让心跳变慢、四肢发软,但脑子是清醒的。她要的不是犯人昏过去。她要的是犯人在清醒的状态下体验每一脚。
她把针管从口袋里掏出来,在日光灯下晃了晃。针管里的液体是透明的,有一点点发黄。
犯人看到针管,挣扎得更厉害了。铁床咯吱咯吱响。两个警卫按住他的肩膀。
她把针管举到他面前,让他看清楚。然后她伸手抓住他的胳膊,把针扎进去。针扎进血管的时候他弹了一下,但被固定环拉住,弹不回来。她把药慢慢推完,把空针管揣回口袋,退后两步,站在铁床旁边等。
药效上来大约需要两分钟。两分钟里她一句话不说。
日光灯嗡嗡响。铁床上的人呼吸开始变慢。不是睡着了——他眼睛还睁着,瞳孔放大,嘴唇在动,但发不出声音。肌肉松弛了,手指在固定环里微微蜷曲,像想握拳头但握不紧。这是镇静剂开始起作用了。
她把靴子踩在铁床边缘。铁床咯吱一声。她把身体重心移到右脚上,靴尖悬在他脚踝上方。
“你叫什么?”她把布条从他嘴里扯出来。
“我……”他舌头打结,说出来的话含混不清,“我不是……我就是想……卖点钱……”
“你叫什么?”
“孙……孙贵。”
“你偷的东西是军统的。军统的东西,你知道吗,不是电线。是命。你偷别人的命。”
“我……我错了……长官……饶我一命……”
她把靴子从他脚踝上移开,踩在铁床侧面的升降踏板上。铁床的角度变了,他的腿部往上升,头部往下降。她调到了她想的位置——他的脚踝正好在她靴尖下方,不用弯腰,不用屈膝,直接可以踩。
她抬起右脚。靴尖对准他左脚踝的侧面。
“这不是你错不错的事,”她说,“你被抓了。我正好有空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她踩下去。
靴尖的钢片隔着皮子压在他踝骨上。踝骨是人体最脆弱的关节之一——皮包着骨头,没有脂肪缓冲,正面受力容易碎,侧面受力碎得更快。她用的是侧面踩法——靴尖从他脚踝外侧压进去,慢慢加力。
孙贵的嘴张开了。喉咙里发出一声很长的“嘶”——像轮胎漏气。他的脸扭成一团,额头上青筋暴起来,汗珠从太阳穴往下滚。
她没有一下踩到底。她是一点一点加力。踝骨在钢片底下先是裂,然后碎。碎的时候声音不大——咯的一下,然后是第二下,第三下。每一块碎骨都隔着靴底传到她脚上。她的脚感觉到碎骨的棱角硌着靴底,然后被踩平。
孙贵终于叫出来了。声音不大——不是他不想大声叫,是疼到一定程度嗓子眼会卡住,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时候已经变形了,变成了一种像破笛子一样的尖音。
她松开脚,低头看了看。他的左脚踝已经变形了——原本凸出的踝骨现在瘪下去了,皮还包着,但里面的骨头碎了。脚掌歪向一个不自然的角度。
“刚才那是第一下,”她说,“碎的是左脚踝。接下来是膝盖。膝盖比踝骨硬,要踩两下。”
她把靴子从他的脚踝移开,往上挪到膝盖。她把铁床的角度又调了一下,让他的腿完全伸直。膝盖骨在伸直的状态下最突出,最好踩。
她抬起右脚。这次用的是靴跟——锥形跟。
靴跟对准膝盖骨正中。她没有悬停,直接踩下去。
锥形跟扎进膝盖骨的时候声音比踝骨脆——咔的一声,像踩碎一块薄冰。膝盖骨的正中是软骨最集中的位置,锥形跟直接穿透软骨层,扎进骨头里。
孙贵的身体猛地弹了一下。铁床的固定环被拽得哐哐响。他的嘴张到最大,但这次没发出声音——太疼了,疼到声音跟不上。大概过了两秒,声音才从喉咙里涌上来,是一声嚎叫。
她把靴跟拔出来,带出几片碎骨渣。膝盖骨上面被扎了一个洞,洞里渗着暗红色的血和黄色的骨髓。骨头碎得不彻底——膝盖骨周围还有韧带连着。她需要用第二下。
第二下她没用靴跟。她换成靴尖,从膝盖骨侧面踩下去。侧面受力,韧带绷断了。膝盖骨整个碎成几瓣,散在皮下。他的小腿歪向一边,和大腿之间的角度已经不自然了。
孙贵这时候已经不怎么挣扎了。不是不疼,是药效和剧痛两种东西在身体里打架。镇静剂让他的肌肉瘫软,想挣扎使不上劲。疼痛让他的神经在体内疯狂跳动。两种信号堵在一起,他的身体只能抽搐——手指一抽一抽的,肚子一抽一抽的,连脸上的肌肉都在自己跳。
她走到铁床另一侧,站在他的右腿旁边。她没有开口,直接踩碎了他的右脚踝和右膝盖。过程跟左边一样。右膝盖碎完以后,他两条腿全废了。
她站直了,在铁床旁边缓了大约半分钟。不是累。是在观察。她低头看他的脸——灰白色,嘴唇发紫,眼睛翻白。嘴里流着口水和血的混合物,血是从牙龈渗出来的——剧痛会让牙关咬得太紧,牙龈压出血。
她绕到铁床中段,站在他身体右侧。她用靴尖挑起他上衣的下摆,露出肚皮。
肚皮很薄。没有脂肪,没有肌肉,一层皮包着内脏轮廓。她能隐约看到腹膜底下的肠子在蠕动。镇静剂的作用之一是让肠道继续蠕动——人正常情况下痛到极限会把屎尿拉出来,但肌肉松弛剂让肛门括约肌也跟着松了,反而拉不出来。
她把靴跟对准他的肚脐下方——小肠的位置。
第一脚踩下去。没用全力,试探。鞋跟陷进腹部大约三厘米。腹肌在鞋跟底下撕裂,发出很轻的嘶声。孙贵的身体弯成了弓形,被固定环拽回来。
第二脚踩在同一个位置。力加了三分。她感觉到鞋跟穿透了腹膜,进入腹腔。小肠在鞋跟底下滑开了——肠子是滑的,表面裹着浆膜,踩上去有一种踩到湿滑橡胶管的感觉。
第三脚。力加到了七分。鞋跟继续往下沉,压住了小肠,然后压住了小肠下面的后腹膜。她能感觉到脊椎骨的硬度隔着肠子传到鞋底。她停住了——再往下踩会踩破腹主动脉,那就死太快了。她不想让他这么快死。
她把鞋跟拔出来。鞋跟上糊了一层暗红色的血和一小段黄色的脂肪。肠子没有被踩破——她控制住了力道——但腹腔里的内出血已经开始了。血从破裂的毛细血管和撕裂的腹膜里渗出来,灌满了腹腔。
孙贵的呼吸变了。从浅快的急促呼吸变成了深慢的、带水声的呼吸。水声是血积液在腹腔里压迫膈膜造成的。每吸一口气,胸腔就要挤开腹腔里的血。每呼一口气,血又涌回来。他的意识还在——眼睛半睁,瞳孔对光有反应。
她走到他头部那一端。铁床的头部支架把他的头固定成脸朝上的姿势。日光灯照在他脸上,每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的眼珠子在眼眶里转动,转得很慢——像在水里。他在看她。药效让他的眼球运动变慢了,但他确实在看她。
她站在他头部左侧。低头。从上面往下看,他的脸是倒过来的——额头朝下,下巴朝上。两个眼眶像两个坑。
她抬起右腿,靴跟在半空中悬在他的右眼上方。没有立刻踩下去。她把靴跟停在离他眼球大约两厘米的位置。这个距离足够近,近到他的睫毛能碰到靴跟的锥尖。近到他能看见靴跟上还沾着的血和脂肪。
“孙贵,”她叫他的名字,“睁开眼。”
他没睁。不是不想睁,是眼睛已经不听使唤了。但他听到了。她看到他额头的肌肉在抖。
“刚才你体验了骨头碎的疼。接下来是眼睛。眼睛碎了就看不见了,所以你先好好看一眼我的靴子。这可能是你最后看清的东西。”
说完她把靴跟踩下去。
靴跟进入眼眶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“噗”——不是脆的,是湿的。眼液先溅出来,透明的,沾在她的靴面和裤腿上。然后是血,从眼眶边缘挤出来,顺着他的太阳穴往下淌。靴跟继续往下沉,眼球在靴跟和眼眶之间被挤爆。眼球爆的时候声音更小——比踩破一个鱼泡还轻。然后靴跟穿透了眼眶底部的骨板,扎进了颅腔。
孙贵这次没有叫。他的身体抽了一下——从头到脚,像被电了。然后就不动了。
她把靴跟拔出来。眼眶里留下了一个洞,洞口不规则,边缘翻着紫色的软组织碎块。眼球已经不在了——一部分被踩碎黏在靴跟上,一部分被挤进颅腔里。
她蹲下来,把手指放在他脖子上。脉搏停了。
她低头看自己的靴子。鞋面上溅了一片暗红色的血,混着眼球的透明碎片。鞋跟上糊着黄色的脂肪和一小截没断干净的视神经。
她把靴子在铁床边缘蹭了蹭。蹭不干净。得用水洗。
她拧开墙角的龙头,把脚伸到水龙头底下冲。血顺着靴筒往下淌,流进排水沟里。水很凉。她看着血被水冲成淡粉色,顺着铁网流下去。
她关了水,甩了甩靴子上的水珠,走到铁床旁边,拿毛巾擦了手。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,翻到第一页,在上面写:
“孙贵,男,约二十岁。镇静剂减量三分之一效果:四肢瘫软,意识持续,瞳孔有光反应至处决结束。脚踝侧面踩法:碎骨声三段式,裂-碎-平。膝盖正面锥跟穿刺:软骨层穿透后需侧面补力碎骨。腹部三脚试探:一脚入腹,二脚穿腹膜,三脚至脊椎前停,力道可控,内脏未破,腹腔出血自然积累。眼眶穿刺:眼液先溅,血后出,眼球被挤爆后进入颅腔即死。新靴子锥形跟穿刺力够,但拔跟时阻力大,鞋面防血涂层需加厚。靴筒内侧的皮子泡水后发硬,下次换软皮。”
她合上笔记本,锁进铁床旁边的抽屉里。洗手。关灯。上楼。
从那之后,她的名声开始传了。
不是因为她杀了人——惩戒处天天都在杀人。是因为她杀人的方式跟所有人都不一样。别人用枪,她不用。别人处决最多几分钟,她的处决可以拖到半个钟头。别人处决完地上是血,她处决完地上是零碎。
赵处长开始把一些“特殊犯”分给她。什么算特殊犯?不是重犯。是轻犯——轻到上面不在乎死活,但又需要一个“交代”。这种犯人最合适。杀了没人追究,但处决本身又可以拿来当表演。
1944年夏天,赵处长第一次让她做公开表演。不是在地下室。是在楼上会议室里。观众是重庆站来的几个上峰,外加惩戒处全体科级以上人员。十几个男人把会议室坐满了。赵处长让人把会议桌推到墙角,中间空出一块地方,摆了一张折叠式铁床。铁床是杨凝雪专门为表演改的——比处决室的床更轻,能拆能装,带一套固定带。床头能调角度,床脚能调高度。
犯人是两个。一个是我方交通员的“外围”——就是送过两次信、但不算正式成员的边缘人物。罪名是“通共通匪”。另一个是惩戒处内部查出的一个小贪——文书科的科员,偷了处里的办公经费去买鸦片。
两个犯人被押进来的时候,会议室里安静了。十几双眼睛盯着他们——不是看脸,是看他们怎么被绑上铁床。警卫把第一个犯人固定在铁床上。杨凝雪站在旁边,手里拿着两个小针管。
“这两个人,”她面向观众说话,“一个通共,一个贪污。通共的绑在铁床上先来。贪污的跪在旁边看。”
她把贪污的科员推到墙角,让他跪着。膝盖磕在木地板上,声音很脆。他嘴里塞着布条,眼睛瞪得溜圆。他看到了铁床。他看到了杨凝雪脚上的靴子。
杨凝雪这天穿的靴子是新做的。龚师傅花了两个月,用的意大利进口皮料。黑色,过膝,跟高十厘米,锥形跟,靴头镶了薄钢片。靴筒内侧换成了软羊皮,穿着不硌腿。鞋底是十字防滑纹。这双靴子踩在木地板上,声音比之前那双更脆——咔、咔、咔。
她把针管扎进铁床上犯人的脖子。然后走到贪污科员面前,蹲下来,把第二根针管扎进他的胳膊。两个人打完针,她站直,把空针管随手放在会议桌上。
“各位长官,”她说,“接下来是踩杀演示。踩杀分三个步骤。第一步——骨骼破坏。我会用靴尖和靴跟依次踩碎犯人的脚踝、膝盖、手腕和肩关节。第二步——器官破坏。我会用踩和踢两种方式破坏犯人的腹腔器官。第三步——致命穿刺。我会用靴跟穿透眼眶进入颅腔,结束犯人的性命。”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。像在念一份报告。会议室里的男人们互相看了一眼。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,被旁边的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,闭嘴了。
她转过身,走到铁床前。
犯人的名字叫刘大顺——档案上写的。三十多岁,江北人,给我方送过两次信。两次,不算多。但在军统眼里,一次就够毙了。
刘大顺的双手被绑在铁床两侧,双腿分开固定,头卡在支架里。镇静剂已经开始起效——他的瞳孔放大,嘴唇发抖,但意识是清醒的。他看到了她。他看到她的靴子。他看到靴跟上那个锥形的尖。
她把右脚踏在铁床边缘,身体重心往前移。靴尖悬在他的左脚踝上方。
“第一步——脚踝,”她说,声音不大,但会议室很安静,每个人都听得清,“脚踝从侧面踩最快。正面踩需要用更大的力,但侧面只需要三成力就能碎。”
她踩下去。靴尖压在踝骨侧面,慢慢加力。这次的打法跟处决孙贵的时候不一样——孙贵那次是一点一点碾,这次她踩得干脆。靴尖压下去,踝骨碎。一声“咯”后,她收回脚。
刘大顺的身体弹了一下,喉咙里滚出一声闷哼。
她走到右脚踝,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再走到左手腕,右手腕。手腕比脚踝更好碎——腕骨小,排列松,踩一下碎一片。她每踩一个部位之前都会先说这是哪个部位。像给医学生上课。
骨骼破坏做完以后,她走到铁床中段,把铁床的头部降到最低,腿部升到最高。这样犯人的腹腔是整个身体的最高点,正对着她。
“第二步——器官破坏,”她说,“腹腔里有肝、脾、胃、肠子。肝在右侧肋骨下面,脾在左侧。肝出血比脾慢,所以先从脾开始。脾破了三分钟内会大出血,此时加大破坏,延长意识存续时间三到五分钟。”
她把靴跟从左肋下缘踩下去。靴跟陷进皮肤的时候刘大顺叫出声了。这次不是闷哼,是真真正正的惨叫——声音从喉咙里冲出来,冲到会议室的天花板上,又弹回来。十几个长官坐在椅子里,表情各异。有人脸色发白,有人眼睛发亮,有人低头喝茶。赵处长靠在椅背上抽烟,嘴角挂着一丝笑。
脾破了之后她换脚,踹了他的肝区三下。然后用靴尖踩在腹部中间,从上往下碾。她解释这是“器官整体挤压”——腹腔里的器官被靴底从前往后挤,挤到脊椎骨上,所有的肠子和胃被压扁,然后弹回来。弹回来的时候会牵动迷走神经,造成全身抽搐。
刘大顺开始吐血沫。浅红色的、带着气泡的血水从嘴角涌出来。肺没有被破坏,但腹腔的压力压迫了膈膜,导致肺泡里的血液渗出。他的身体在铁床上反复弹起又落下,手腕上的皮已经磨破了,血顺着铁环往下滴。
她停手。等了大约十秒。让他喘。不是仁慈——是让他的身体恢复一部分痛觉。剧痛持续太久神经会麻木,停顿一下之后再踩,痛感重新激活。镇静剂在这种情况下帮了她——犯人不会因为剧痛而休克,只能硬扛每一波痛。
十秒以后他喘够了。意识还在。眼珠子转到她的方向,里面全是红色的血丝。他在看她。他瞪着她。
她把铁床调平。走到他头部那一端,站定。低头。
“第三步——致命穿刺。靴跟从左眼眶进入颅腔,穿透眼球、眼眶底骨板和脑组织。死亡时间约两到五秒。”
她抬起右脚。靴跟在日光灯下闪着冷光。这次她没有悬停——直接踩下去。
噗的一声。眼液和血溅出来,飞到她的靴面和裤腿上。刘大顺的身体最后一次抽搐,然后瘫软。
她把靴跟拔出来。眼眶里留了一个深洞,血从洞里汩汩往外冒,沿着支架流到地上。她低头看了看靴跟——上面沾着眼球的残片和一小段被扯断的视神经。她把靴跟在铁床边上蹭了蹭,转身面对观众。
会议室里没人说话。过了大约五秒,赵处长开始鼓掌。其他人跟着拍手。声音不齐,但够响。
“小杨,”赵处长站起来,烟夹在手指间,“这个踩杀,绝了。你一个人比一整个行刑队都好用。”
她把靴子踩在会议桌上,拿出毛巾擦了擦鞋面上的血。血渗进皮子纹理里,擦不干净。
“还有第二个犯人没处决,长官。”
“对对对,继续继续。”
贪污的科员还跪在墙角。从表演开始到现在,他一直跪在那里。他把全过程都看完了。从脚踝碎到眼珠子被踩爆——每一脚他都看到了。他的裤裆已经湿了,尿液顺着裤腿淌到木地板上。他的脸不是白色的——是灰色的。灰得发青。
杨凝雪走到他面前,蹲下来,把他嘴里的布条扯出来。
“你叫什么?”
“我……我……长官饶了我……钱我退……我退……”
“你叫什么?”
“王……王茂才……”
“王茂才,你刚才都看见了?”
他拼命点头。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。
“你都看清楚了,我就不再重复了。你只有一个部位没看见——眼睛。因为第一个人被踩眼睛的时候你在他后面,看不到正面。所以我给你单独演示一下。”
她把他拖到铁床前。铁床上还躺着刘大顺的尸体——眼眶里那个黑洞正对着天花板,血已经流干了,边缘开始凝固发黑。她把尸体推到铁床一边,腾出半张铁床,把王茂才固定上去。
这次她不走流程了。骨碎、器官、穿刺——三个步骤她直接省略了前两个。
她把他的头固定在支架上。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很大,眼睛里里全是她的身影。她抬起右脚,靴跟对准他的右眼。
“看清楚——”
靴跟踩下去。眼液溅在她靴尖上。她拔出来,换左眼。第二下。王茂才的嘴最后张了一下,然后合不上——下颌在最后的抽搐中脱臼了。
她站直,退后两步,转身面对观众。
“结束了,长官。”
赵处长从椅子里站起来,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。他的手很热,手心里有汗。
“从今天起,惩戒处的处决表演你全包了。靴子、制服——你用的东西直接报我账上。面料你挑好的,靴子你做好的。我要让你穿着最好的装备上阵。这是惩戒处的面子。”
杨凝雪点了点头,没什么表情。她低头看自己的新靴子。鞋面上糊了一层凝固的血色色的东西,分不清是血还是眼液。皮子已经吃进去了,擦不掉。
她想:下一双得做防血涂层的。
从1944年夏天到1945年春天,杨凝雪在惩戒处成了赵处长的王牌。上面的长官来视察,下面的新人来受训,其他站点的同僚来交流——只要有人来,赵处长必定安排一场。
表演越来越频繁,她的技术也越磨越细。
镇静剂的配方她调了三版。第一版是原版镇静剂,剂量减三分之一。第二版她让医务室的老周加了肌肉松弛剂——不是让她昏的,是让犯人在痛到极限的时候四肢瘫软,想挣扎也使不上劲。她要的效果是:犯人全程清醒,肌肉无力反抗,但神经对痛觉的敏感度反而被放大了。第三版她又加了一种感官增强剂——这个本来是审讯用的药,能让痛觉灵敏度翻倍。她把三种药按比例重新配,找到了一个最优解:五成肌肉松弛剂,三成感官增强剂,两成基础镇静剂。打完之后犯人处于一种很诡异的状态——全身瘫软像一摊泥,但每一脚踩下去,痛感会在神经里炸开,然后被镇静剂压住,再炸开,再压住。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。
她把这个新版配方叫“醒着死”。
犯人在这种状态下挨完整套处决的过程,反应比不用药的时候丰富得多。不用药的犯人疼到一定程度会休克,休克了就什么反应都没了。用“醒着死”的犯人不会休克——想休克也休不过去。他们的眼睛会一直睁着,眼珠子会跟着她的靴子转,嘴里会发出各种她自己都没想到的声音——不是惨叫,是比惨叫更低级的、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和呜噜。有时候像狗哼,有时候像婴儿哭,有时候像什么东西在气管里滚。她把这些声音都记在笔记本上。
她的处决表演变成了惩戒处的一项正式活动。赵处长给它起了个名字——“特殊处决展示”。每次展示之前他会发通知:某月某日,惩戒处本部会议室,特殊处决展示,执行人杨凝雪。有兴趣的同僚请提前报名,座位有限。
报名从来没少过。惩戒处大楼一共三百多人,每次表演会议室坐不下,赵处长就让文书科的人在走廊里装了个扩音器,把处决室里的声音同步放出来。没坐进会议室的人在走廊上听声音——脚踝碎的声音、膝盖碎的声音、犯人叫的声音、眼珠子被踩爆那一声“噗”——全楼道听得一清二楚。
有人在走廊里听吐了。没人敢说。
她的制服也在这段时间里换了好几批。
最早那批是训练班发的哔叽布制服。哔叽太粗,沾血之后洗不干净,而且不贴身,弯腰的时候肩膀后面扯着。她找赵处长批了预算,换成了精纺毛料。毛料比哔叽软,但不够结实——处决过程中她频繁弯腰和抬腿,膝盖位置和裤裆位置拉了几次之后变形了。她又换了一种混纺面料——棉和羊毛混织,既有硬度又有弹性,最重要的是不吸水。血溅上去不会立刻渗进去,会先在表面滚成珠子,拿布一擦就掉大半。
裤子的剪裁是她自己跟裁缝说定的。高腰,包臀,小腿部分收窄,刚好塞进靴筒里。方便活动是第一位的——抬腿、踢、踩、跳,每个动作裤腿不会多出一块布。颜色是深灰色,接近黑。她试过黑色,太显眼,日光灯底下黑得发亮,像个剪影。深灰色低调一点。同僚在走廊里碰到她,第一眼注意到的不是她的制服,是她的靴子。
靴子永远是她身上最惹眼的东西。
到1945年春天,她已经有六双靴子。每一双都是龚师傅做的,意大利皮料。两双日常穿的——跟高八厘米,靴头有钢片但不外露,锥形跟可以拆换。两双表演用的——跟高十厘米,靴头钢片加厚,靴底十字纹防滑,靴筒内侧是软羊皮。一双备用。一双实验款——她让龚师傅在靴跟侧面开了一道血槽。血槽的作用是:靴跟穿刺进肉体之后,血会顺着血槽往外流,不会堵在创口里。这样拔跟的时候阻力小,不会像之前那样每次拔跟都要来回摇晃费力气。
实验款她试了三次。第一次血槽开得太浅,血流不走。第二次开得太深,靴跟强度下降,踩膝盖骨的时候靴跟侧面崩了一块皮。第三次龚师傅说不能再开了——再开靴跟要断。她想了一个折中方案:血槽不开在靴跟受力面上,开在靴跟的侧面凹陷处。龚师傅说这不是做鞋,是做兵器。她说你管它是什么,能做好就做。龚师傅不说话了,低头干活。三天后把这双靴子放在她面前,收了双倍价钱。
她在处决室里试用新血槽的那天,正好有个犯人送进来。一个日本人——战俘,审讯过了,情报已经榨干净了,留着没用了。赵处长说这个人给你,你做实验,顺便给处里的人看看——日本人,踩死了也不心疼。
杨凝雪把铁床调好,给日本人打了针,站在旁边等药效上来。日本人跟以前的犯人都不同——他不求饶。四肢被固定在铁床上,眼睛瞪着天花板,嘴里在嘟囔什么。她听不清,大概是日语。她不关心。不管是哪国话,到最后叫出来的声音都一样。
她按流程走。脚踝、膝盖、手腕。踩到膝盖的时候他想反抗——肌肉松弛剂让他的腿弹不起来,但大腿的肌肉硬了,硬得像块石头。她把靴跟在他膝盖骨上多碾了两下才碎。
然后她换上了那双实验款靴子。把原来的靴子脱了,穿上血槽版,系好拉链,站起来在处决室里走了几步。靴跟踩在瓷砖上,声音比之前那双闷一点——因为靴跟侧面开了槽,鞋跟的整体密度变了。
她把铁床调平,走到他头部那一端。日本人这时候已经不怎么动了。双腿全废,双手废了。腹腔被踩过三脚,嘴角的血沫还在往外冒。
她低头看他。他的眼睛还在转。瞳孔是黑色的,很大。他在看她。
她抬起右脚,靴跟悬在他左眼上方。新血槽在日光灯下能看到——一道细细的、从靴跟侧面凹进去的暗槽。她踩下去。
靴跟进入眼眶的时候,她感觉到了不同——没有以前那种“堵”的感觉。血顺着血槽流出来,从眼眶边缘往外喷,而不是积在里面。拔跟的时候果然轻松——轻轻一提,靴跟就从眼眶里退出来了。
她站在铁床边低头看。眼眶里的洞比以前的更干净——没有组织碎块堵在洞口,血顺着洞口往外淌得很顺畅。地上溅的血比平时多,她的裤腿上多了几道鲜红色的细流。
她在笔记本上记了一行字:“血槽方案可行。血槽深度两毫米,位置侧面凹处,不影响受力。穿刺和拔跟均流畅。裤腿溅血增多,可接受。”
然后她蹲下来探了探日本人的脖子。没脉搏了。确认。站起,收笔记本,冲靴子,关灯。
制服越来越漂亮这件事,是同僚们先注意到的。
惩戒处里有几个女文书。她们跟杨凝雪不是一条道上的人——杨凝雪在地下室处决室,她们在三楼档案室里抄文件。但她们每天在走廊里碰到她,能看到她身上的衣服一天比一天好。
最早那批哔叽制服,布料粗糙,颜色发灰,穿在谁身上都是个麻袋。后来换成了精纺毛料——毛料的光泽在走廊日光灯底下一照,跟哔叽完全不一样。裤子的剪裁越来越合身,腰线收得干净,小腿往下贴着腿型走,最后收进靴筒里。腰带是小牛皮的,银色搭扣是特批的。上衣是深色衬衫,袖口紧收,肩膀的位置刚好落在肩骨上,不宽不窄。
有个叫周敏的女文书有一天在茶水间碰到她,忍不住问了一句:“杨姐,你这面料是在哪儿改的?”
杨凝雪正在泡茶。她把茶杯放在台子上,抬头看了周敏一眼。周敏二十出头,刚从培训班分来,脸嫩,手指上都是墨水。
“较场口那家裁缝铺。你自己去问。”
“这个料子……是不是很贵?”
“赵处长批的。”
她端着茶杯走了。周敏站在茶水间里,看着她的背影——过膝长靴踩在走廊地面上,咔、咔、咔,裤腿塞在靴筒里,腰线笔直。周敏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。不是羡慕,也不是害怕。是觉得这个人和自己活在同一个楼里,但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里。
杨凝雪不关心别人怎么看她。她换制服、换面料、改剪裁——这些动作对她来说只有一个目的:方便干活。哔叽太硬,抬腿的时候拉胯;裙子根本不能用,第一次穿裙子处决,腿上的血洗了三遍才干净,小腿皮肤上沾的血腥味两天没散;鞋子跟不够高,踩下去的时候小腿肌肉要额外绷紧,踩完一场下来小腿酸得发抖。
她把裙子淘汰了。所有表演都穿裤子。同僚里有人私下说“穿裙子容易腿上脏”——这话确实是她先说的。她在一次处决表演结束之后,当着一群长官的面,赵处长问她为什么不穿裙子,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腿,说:“穿裙子容易脏。”赵处长哈哈大笑,说她说得对,从此惩戒处的女处决执行人清一色裤子。这后来变成了不成文的规矩。
但她的裤子跟别人的不一样。她找裁缝改了好几个细节:膝盖位置加了暗褶——抬腿的时候不会绷;裤脚位置收窄三分——刚好塞进靴筒,不多不少;高腰设计包住腰腹,弯腰的时候后腰不露。颜色是深灰,接近黑,洗多少次都不泛白。面料从毛料换到混纺再换到一种她叫不出名字的进口布——赵处长让后勤科专门给她进的,比市面上能买到的都好。
现在她的靴子、裤子、腰带、衬衫——从头到脚——都是惩戒处最好的装备。她知道。她在镜子里看过自己。深灰裤子,黑色小牛皮长靴,深色衬衫,银色腰带扣。站直了的时候,腰线和靴筒形成一条连续的直线,从胯到脚面一气呵成。
好看。但也仅仅是好看。好看是为了好用。好用的靴子才能踩得准。踩得准才死得慢。死得慢才有效果。
她的笔记本从一本变成了三本。第一本是技术笔记——记录了每一版的镇静剂配方、每一种骨骼的踩碎方式、每一个器官破坏后的反应、每一个犯人的编号和死亡时间。第二本是装备笔记——记录了每一双靴子的皮质、跟高、钢片厚度、血槽深度、防血涂层配方和磨损周期。第三本是处决记录——不是每个犯人都记,只记那些在处决过程中表现出“不寻常反应”的人。
比如有一个中年男人,踩到一半的时候笑了。不是挑衅,是真笑。他的腹腔已经被踩破了,嘴角冒着血沫,但他笑了。她弯下腰问他笑什么。他站起来走到窗前。:“我闺女……跟你差不多大……她也在军统……”然后他就死了。她把这句话记在第三本笔记本上。
比如有一个年轻人,从被绑上铁床到死,一个字没说。整个过程——脚踝碎、膝盖碎、手腕碎、器官破坏、眼眶穿刺——他哼都没哼一声。不是不疼,是硬扛。她后来翻档案,发现他是个退役军人,打过淞沪会战。她把他的名字记在牛皮纸笔记本上。
这本牛皮纸笔记本是第一本单独分开的。封面是棕色的牛皮纸,内页用的是毛边纸。她不在上面记技术。她只记人——那些在她的处决过程中没有碎掉的人。
第一页写了两个字:敬存。
下面是空的。只有一个名字,三个日期,一行字。那个退役军人的。
她把牛皮纸笔记本单独锁在抽屉最底层。技术笔记放在桌面上。不一样的东西,不一样的抽屉。
1945年秋天,双十协定签订了。
重庆城放了三天烟花。街上全是人,敲锣打鼓,舞龙舞狮。惩戒处大楼里也在庆祝——赵处长让人在会议室里摆了酒,所有科级以上人员全部到场。杨凝雪也去了。她站在角落,端着一杯酒,看着窗外的烟花炸在嘉陵江上空。
她不信这些东西。胜利、失败、和平、战争——都是上面的人决定的事。她在地下室里踩人,跟签订协议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她也不扫兴。别人敬她酒,她喝。别人拍她肩膀说“小杨你立了功”,她点头。她没有功。她就是干活的。
赵处长喝多了,端着酒杯走过来,一只手搭在她肩上。他的脸喝得通红,酒气喷在她脸上。
“小杨,我跟你说——你的好日子刚开始。你知道的,现在要对付的是共匪。共匪比日本人多,抓不完。你那个踩杀——大有用武之地!”
杨凝雪看着窗外的烟花,没接话。赵处长拍了拍她的肩,走了。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靴子。这双是日常穿的——跟高八厘米,小牛皮,鞋面擦得发亮,能照出窗外的烟花倒影。
她想的是:下一双靴子的防血涂层该换了。现在的涂层是刷漆的,耐水性好但不透气,穿久了靴子里头闷出一股味。得找一种新的涂层材料——既能防水又不堵皮孔。明天去找龚师傅。
烟花炸完。她把空杯子放在窗台上,转身离开了会议室。
1946年初,惩戒处搬了新楼。原来的灰砖楼太小,赵处长申请到了预算,在城西新盖了一栋四层楼。新楼的处决室在一楼,比原来的地下室大一倍。墙面全部贴了白色瓷砖,地上铺了防滑地砖,墙角有排水沟。铁床是新款的——电动升降,不锈钢架子,固定环改成快拆式,头枕支架能调前后左右四个方向。
杨凝雪在新处决室里做了第一场表演。观众是重庆站站长和三个副站长。赵处长全程陪在旁边,脸上的笑没断过。
犯人是一个我方交通员——真正的交通员。这一次不是外围,是核心。他被抓的时候身上带着三封信,全是情报。审讯组审了他七天,他一个字没吐。
杨凝雪拿到档案的时候,翻开第一页看了很久。这个交通员姓陈,档案上写的是陈树声,三十四岁,湖北人。被捕时间是1946年2月。审讯记录上写:用刑三日,未吐一字。申请处决。
她看了五分钟。然后把档案合上,去了一趟审讯室。
陈树声被关在隔离室里。浑身是伤——电刑的烧伤、鞭子的裂口、指甲被拔掉之后还在渗血的指头。他坐在铁床上,背靠着墙,半睁着眼。看到她进来,他的眼睛动了动,没什么表情。
她站在隔离室门口,没有进去。门是铁栏门。她把手插在口袋里,站在门外看着他。隔离室的日光灯嗡嗡响。墙上全是旧血渍。
“你叫陈树声?”她问。
他看了她一眼。没说话。
“档案上说你是交通员。送了三年信。白区和根据地之间往返。”
他还是没说话。
“你不打算说话,行。我说。明天我会处决你。不是枪毙。是用靴子踩。从脚踝开始,然后是膝盖、手腕、腹腔,最后是眼睛。这个过程会持续大约半个钟头。在这个过程中,如果你想说点什么——你组织的名单、联络点、你的上线和下线——我随时可以停手。你说了,我给你换枪决。你不说,我踩完。”
陈树声抬起眼睛看她。他的眼白上全是血丝,嘴唇干裂出血。但他的眼睛很安静。不是不怕——是怕过了,怕过了之后剩下的东西很安静。
他开口了。声音沙哑,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刮出来的。
“你叫什么?”
杨凝雪愣了半秒。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。在惩戒处三年,犯人见到她要么求饶要么沉默,从来没有人问过她的名字。
“杨凝雪。”
“杨凝雪,”他把她的名字重复了一遍,然后点了下头,把背重新靠回墙上,“好。”
他没再说话。
杨凝雪在门口站了大约十秒。然后她转身走了。靴跟在走廊的水泥地上敲出规律的声响。她走得不快不慢。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但她回去以后把陈树声的档案重新翻开,在审讯记录那一页下面写了一行字。不是记录。是她的私人笔记。只有一行字:
“此人未碎。明日处决——杨。”
第二天下午,新处决室里坐满了人。重庆站站长姓何,五十多岁,中将衔,脸上没什么肉,颧骨很高,眼睛很小但很亮。他坐在第一排正中,旁边是赵处长和几个副处长。后排是惩戒处的科级以上人员。满屋子大约三十多人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铁床。
陈树声被押进来的时候,走得很慢。他的脚上有镣铐,小腿上全是鞭伤,走路一瘸一拐。但他没让人架着。他自己走到铁床前,自己躺上去。警卫把他固定在铁床上——手脚绑好,头卡进支架。
杨凝雪站在他旁边。她手里拿着针管——“醒着死”的配方,剂量已经调好了。她抓起他的胳膊,找到静脉,把针扎进去。
陈树声在药打进血管的时候看了她一眼。他的眼神没有变。不恐惧。不愤怒。也不挑衅。就是安静。安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她把空针管揣进裤袋,退后两步,站在铁床侧面。日光灯照在她脸上,也照在他脸上。
她抬起右脚。靴跟在日光灯下反光,锥形的尖像一根钢针。她把靴子悬在他的左脚踝上方。没有立刻踩下去。她在等药效上来。
两分钟。处决室里很安静。能听到日光灯嗡嗡响。能听到后排有人咽口水。
她回头看观众。何站长坐在第一排,背挺得笔直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铁床。赵处长在旁边小声说着什么,何站长没理他。
药效上来了。她转回头,低头看着陈树声。
“陈树声,你现在还能说话。说一句话,我给你换枪决。”
陈树声的嘴唇动了动。药效让他的舌头开始发软,但他还是说出了口。
“我说过了。”
杨凝雪没再问。她把靴尖踩下去。踝骨碎的声音跟以前一模一样——咯的一下。然后是陈树声的闷哼——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,闷在嗓子眼里,没有变成惨叫。
她走到另一侧,碎了他的右脚踝。然后是左手腕,右手腕。然后是左膝盖,右膝盖。每踩一下,陈树声的身体就弹一下。固定环把他的手腕勒出了血。但他没有叫。整个过程——从脚踝到膝盖,六个部位——他没有叫一声。
处决室里安静得不正常。后排的呼吸声都能听清楚。
杨凝雪走到铁床中段,把铁床的角度调整,让腹腔升到最高点。她低头看陈树声的脸。他的脸上全是汗,嘴唇已经被咬破了,血顺着嘴角往下淌。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。还在看她。
“接下来是腹腔,”她说,声音很低,“比刚才疼得多。”
陈树声没说话。他的嘴唇在动,但不是说话。是咬紧牙。
她把靴跟对准他的左肋下缘——脾的位置。踩下去。靴跟穿透皮肤、脂肪层、肌肉层,扎进腹腔。脾脏在她靴跟下面破裂。陈树声的身体猛地弹起来,然后又摔回去。他的脑袋在金属支架里甩了一下,脖子上青筋全部爆出来。
但他还是没有叫。
她把靴跟拔出来,换脚踹了肝脏。三脚。每一脚都让他的身体抽搐成一个弓形。腹腔里充满了血。他的腹部开始鼓起——皮下全是内出血。
她停手。等了十秒。让他缓。十秒以后她走到他头部那一端。站定。低头。
日光灯照在他脸上。他的眼睛还睁着。两只眼睛都在看她。眼眶周围已经因为剧痛自发地渗出液体——不是眼泪,是腺体被神经反射刺激分泌出的浆液。
她抬起右脚。靴跟悬在他左眼上方。这一次她没有立刻踩下去。她悬停住了。
“你可以闭眼,”她说。
陈树声没有闭眼。他看着她。然后他做了最后一件事——他把嘴唇分开了,无声地说了两个字。口型很清楚。
杨凝雪看懂了那两个字。
他说的是:“小雪。”
她顿了一秒。只是一秒。然后她把靴跟踩了下去。
眼眶穿刺——噗的一声。血和眼液溅在她靴面上。她拔跟。再踩右眼。第二下。陈树声的身体最后抽了一次,然后是平静。
她站直。退后两步。转身面对观众。
“处决结束。”
何站长站起来。他没有鼓掌。他看了铁床上的尸体很久,然后转头看着杨凝雪。他开口了。
“这个人到最后都没说一个字?”
“没说,长官。”
何站长点了点头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。
“硬骨头。记下来。”
杨凝雪没说话。但她当晚回了宿舍以后,锁了门,打开抽屉最底层,翻出那本牛皮纸笔记本。她在第一页那个退役军人的名字下面,加了一行字:
陈树声,34岁,湖北人,我方交通员。1946年2月被捕,审讯七日未吐一字。2月18日处决。最后时刻——叫了我的名字。未求饶。未闭眼。
她写完之后把笔记本合上,放在膝盖上。房间很安静。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。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这双手刚才拿着针管,刚才扶着铁床,刚才把靴跟扎进一个硬骨头人的眼眶里。
她不后悔。她是惩戒处的人。处决犯人是她的工作。但她认得这种人。她认得那些没碎的人。她碎过——在训练班里,被人碾碎过。所以她知道没碎的人身上有什么。那是她自己丢掉的东西。
她把笔记本锁回抽屉,站起来去洗了手,回来睡了。第二天早上七点起床,去裁缝铺取了新改好的制服——深灰色混纺裤子,包臀剪裁,小腿收窄。穿上新裤子,系好靴子拉链,对着镜子看了一眼。腰线笔直,靴筒挺括。她把旧制服叠好放进柜子,推门出去。
走廊里灯光把处决室的白瓷砖照得一片惨白。靴跟踩在水泥地上,咔、咔、咔。
她的脚步声从二楼响到一楼,经过审讯室,经过隔离室,最后停在新处决室的门口。她推开门。铁床上是空的。排水沟是干净的。日光灯是亮的。
她走进去。把门关上。等着下一个犯人。
杨凝雪是在处决室接到通知的。
那天下午她刚冲洗完铁床,靴子上的血还没擦干净,周敏从二楼跑下来,站在处决室门口,气没喘匀就说:“杨姐,罗教官来了。在赵处长办公室。让你过去。”
罗教官。
杨凝雪拧水龙头的动作停了一下。她把靴子放到水龙头底下冲完最后一股血水,关了水,直起腰来。半年了。训练班结束半年,罗娜没有找过她。她们是罗娜带出来的第三期学员,罗娜从训练班出来之后一直在重庆本部,军衔从少校升到了中校,但从来没有直接来找过她。
她把毛巾搭在水管上,系好腰带,出了处决室。靴跟踩在走廊的水泥地上,声音比平时急——咔咔咔,三声连着,不像平时那样不紧不慢。
赵处长的办公室在三楼。门半开着,她站在门口敲了两下。
“进来。”
她推门进去。赵处长坐在办公桌后面,手里夹着烟,脸上的表情比平时收敛了不少。在他对面坐着一个女人——军装笔挺,中校肩章,过膝长靴,靴跟在赵处长的木地板上踩出了一个小坑。
罗娜。四十出头,脸瘦,颧骨高,嘴唇薄,眼睛不大但极亮。她没有化妆,脸上什么粉都没扑。头发盘在脑后,一丝不乱。
杨凝雪在训练班里见过罗娜无数次,但从没见过罗娜穿这双靴子。这双靴子跟她的不一样——不是龚师傅做的。靴筒更直,皮质更厚,靴跟是金属的,不是皮包的。锥形,跟高比她平时穿的十厘米还要高出不少。金属跟在日光灯下反着银白色的冷光。
“杨凝雪。”罗娜开口了。她的声音没变——还是训练班里那种压得很低的、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腔调。
“到。”杨凝雪站直,行了个礼。
“坐。”
杨凝雪在旁边椅子上坐下。她的靴子并拢,跟罗娜的靴子之间隔了大约一米的距离。她注意到罗娜的靴面是哑光的——不是小牛皮,是什么特殊处理的皮料,不反光,也不吸水。
赵处长站起来,把烟掐在烟灰缸里,清了清嗓子:“小杨,罗教官这次来找你,是上面的意思。东北那边缺人——缺的是你这样的人。惩戒处出身,审讯处决全能,心理测评过硬。重庆这边我说了不算,上面的意思是调你去。到了东北,你的岗位归罗教官直接管。具体的罗教官跟你说。”
他说完这句话,看了罗娜一眼,然后又看了杨凝雪一眼,拉开办公室门出去了。他的脚步很快,走廊里皮鞋声响了七八下就没了。赵处长不想待在这间屋子里。
门关上。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。
日光灯照得铁床的不锈钢固定环反着刺眼的光。窗外梧桐树光秃秃的,树枝刮着玻璃,声音很轻。罗娜坐在椅子里,背挺得很直。她的坐姿和训练班里一模一样——膝盖并拢,双手放在膝盖上,下巴微收,视线平直。她看着杨凝雪,不是在打量,是在确认。确认这三年这个人变了多少。
“你胖了。”罗娜说。
“伙食好。”
罗娜没有对这个回答做出反应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,放在桌面上,推到杨凝雪面前。纸是军令状,抬头是军统局本部的章,内容是调杨凝雪、惩戒处审讯科科员、即日起调往东北特别行动组,归罗娜中校直接指挥。下面落款是军统局本部的公章。
杨凝雪把军令状看了一遍,然后抬头看罗娜。
“东北特别行动组。做什么的?”
“清剿。审讯。处决。”罗娜说,每个词之间的停顿很短,“跟你在重庆做的差不多。但对象不一样。不是外围,不是小偷,是核心。是真正的敌人。而且——”她顿了顿,“东北那边的条件不比重庆。惩戒处的笼子,在那边没有。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杨凝雪把军令状折好,放进上衣口袋里。她的动作不快,但也没有犹豫。
“什么时候走。”
“三天后。你的名单上有四个人——王芳、刘敏、赵玉兰、孙秀英。都是你在训练班的同期室友。你还记得吧。”
记得。训练班十一人一个寝室,六个上下铺,她住下铺,王芳住她上铺。刘敏是对面床的下铺,赵玉兰是刘敏的上铺,孙秀英是门边那张床的下铺。十一个人里剩下五个,她进了惩戒处,另外四个分别分去了成都、武汉、南京和北平。现在罗娜说名单上有这四个人——说明她们都被调回来了。
“她们也去东北?”
“你带队。她们是你的班底。”罗娜说,然后停了大约三秒,补了一句,“你们互相监视。”
杨凝雪没说话。她听懂了这个安排——军统从来不信任任何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。五个人,从同一个训练班出来,同一个教官带过,彼此知根知底。她们是彼此的助手,也是彼此的眼睛。一个人出问题,其他四个人都有责任。谁也不会替谁扛。
“我是什么职位。”
“特别行动组副组长。组长是我。但我不常在东北——我在重庆和东北之间跑。日常事务你管。”
杨凝雪点了点头。她低头看了看罗娜的靴子。那双金属跟的靴子在日光灯下反着冷光。靴跟上没有任何污渍,没有血迹,没有水渍。她不知道这双靴子踩过多少人,或者从来没踩过。罗娜在训练班里教她们审讯和处决,但从来不动手。她站在旁边看,背着手,眼睛一眨不眨。看完以后纠错——你下手早了,你下手晚了,你犹豫了,你太急了。然后让她们重新做。
“我还有一个东西给你。”罗娜站起来。她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推了半尺,椅脚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尖响。她转过身,从她带来的一个帆布袋子里拿出一样东西,放在办公桌上。
一双靴子。
过膝。黑色。靴筒笔挺。皮质比杨凝雪见过的任何小牛皮都要光滑——哑光,不反光,表面有一层极薄的膜,用手指按下去会留下一个浅痕,然后慢慢弹回来。靴头没有肉眼可见的钢片痕迹,但靴尖微微往上翘了一点点,那个弧度一看就知道里面有东西。靴跟是金属的——实心不锈钢,锥形,跟高目测至少十二厘米。靴底是深齿防滑纹,比她在重庆用的十字纹更深更粗。
“这是你的。”罗娜说,“东北那边穿的。靴头镶的是钨钢片,比钢片更硬,更薄。靴跟是实心不锈钢,锥角比你现在用的那双尖三十度,穿刺阻力更小。靴筒内侧是羊皮,外侧是特殊涂层——不吸水,不沾血,水龙头底下冲两秒就干净。”
杨凝雪站起来,走到办公桌前。她拿起那双靴子。沉——比她现在任何一双都要沉。靴跟的材料不是皮包的,是完全裸露的金属。锥形尖头,尖角收得很窄,表面打磨得极光滑,能照出人影。
“这叫什么。”她问。
“没有名字。定制的。局里最好的师傅做的。一双靴子的工期是两个月。这双本来是给我做的,后来上面觉得你的脚更适合穿它。”罗娜说,“你试试。”
杨凝雪把自己脚上的靴子脱了,穿上这双新靴子。拉链在靴筒内侧,铜牙,拉起来极顺滑,没有一丝涩感。她拉好拉链,把靴筒整理好,站起来,在屋子里走了两步。
靴跟踩在木地板上,声音跟以前完全不一样——不是咔咔声,是笃笃声。更沉,更闷,每一声都很短。金属跟敲在木头上的回响持续不了半秒就断了。她走了五步,停下来。靴子贴合得不像新靴子——靴筒内侧的羊皮裹着小腿,不硌不勒,刚好贴住。靴底的弧度跟她的脚弓完全吻合。十二厘米的跟高比她平时穿的十厘米多出两厘米,站直的时候小腿肌肉绷得更紧,但腰线也因此被抬高了半寸——从胯骨到靴筒的线条更直。
她抬起右脚,靴跟在半空中悬了一下。日光灯照在金属跟上,反射出一道光。然后她把靴尖点在办公桌桌面上——轻轻一点,木桌面上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凹痕。钨钢片的硬度比她原来靴子里的钢片确实高了一个档次。
“合适。”她说。
罗娜站在旁边,看着她在屋里走了几步,点了下头。那个动作很轻——几乎看不出来。但杨凝雪看出来了。在训练班三年,罗娜从来不轻易点头。
“这双靴子,”罗娜说,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,“不是只给你穿的。它代表级别。只有特别行动组副组长以上的人才有。你穿上这双靴子,到了东北,不用说话——别人看到你的靴子,就知道你是谁。”
杨凝雪低头看着脚上的靴子。哑光靴面,金属靴跟,钨钢靴尖。她在镜子里看过自己穿深灰制服和黑色长靴的样子。但这双不一样。这双不是龚师傅铺子里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这双是军统局本部找最好的师傅为特定的手和脚定制的。它是一个符号。
“三天后,带着她们四个,上火车。”罗娜说,从桌边拿起她的帆布袋,背在肩上,“到了东北会有人接。我不送。”
罗娜走到门口,拉开办公室门。走廊里日光灯的光线照进来,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她没回头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罗娜停在门口,侧过脸,只露出半边颧骨和一只眼睛。那只眼睛在日光灯下亮得不正常,“你笔记本上的东西——在东北,不要让人看到。”
门关上了。
杨凝雪站在原地,手插在裤袋里,低头看着脚上的新靴子。罗娜说的“笔记本”她没问——她不需要问。罗娜在训练班里就有一个习惯:她什么都知道。她们十一个学员每个人的档案、成绩、习惯、弱点,她全记在脑子里。杨凝雪在惩戒处三年,换了多少双靴子、每双靴子的血槽怎么开、笔记本记了几本——罗娜很可能全都清楚。
她把右脚抬起来,靴尖踩在赵处长的办公桌边缘。钨钢片压在桌沿上,木头边立刻凹下去一条细纹。她收回脚,拿起桌上自己的旧靴子,推开办公室门,走到走廊里。
走廊里周敏正从茶水间回来,端着一杯热茶。看到杨凝雪脚上的新靴子,她停住了。不是认出了靴子——是认出了那个金属靴跟。日光灯打在实心不锈钢上,走廊半条道都亮了。
“杨姐……”周敏张了张嘴,但后面的话没说出来。
杨凝雪从她身边走过去,靴跟在水泥地上敲出笃笃笃的声音,沉稳、短促,越来越远,最后消失在楼梯拐角。